后来以群从前线回到重庆，周在一次会上提出让以群在文协工作，要胡风和老舍商量安排。于是以群一直住在文协的宿舍，俨然成了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员。吴却从此失去了周的信任。虽然和梁结了婚但被调到桂林，后来二人重又失散，恋爱就此结束。这也是吴一生不幸的转折。而以群则一帆风顺十几年，直到“文革”期间在上海跳楼自杀。而他的问题又追到了早已离开上海作协、在宁夏教书的梁文若身上。梁只好一死了之。

胡风每次进城，都要抽时间到五十号去找陈家康、徐冰。陈是他的同乡，且是武汉大学肄业，谈话用乡音，他很是受用。陈在当时是难得的年纪轻轻就能向冯友兰叫板的哲学里手，却也是日后异常可惜过早地结束自己哲学生命的才俊。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斯时斯地的他，英文甚好，古文底子也深，喜爱文艺，学识渊博，不愧为周公的秘书。

五集第三期《七月》上发表了两个新人的小说，其一就是《“要塞”退出以后》，署名“流洪”。胡风觉得对方很能写，但也看出很多地方受了阿垅的影响，便回信指出一些不足之处，并约来见了面。——这应该是文学史上一个历史性的会面：一个腼腆的小青年，来到了重庆首屈一指的文学评论家眼前。他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那样的年幼。看着这小青年，胡风感叹：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的生活，如此的敏感，和如此的天分。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是应该成为大作家的。这人就是路翎。

处在困境中的路翎开始专心写小说以自救。越写越好，越写越精彩，几乎每期《七月》都有他的作品。这个《七月》，哪怕仅仅成就了此人，就足以自豪。

那时是兴开会的，延安开过文艺座谈会，倡导民族的大众的新文艺；重庆就要开民族形式座谈会。五十号周围的人差不多都过去。胡风也去了。但会上多是向林彬等在说话，胡风只带了耳朵。后来在北碚参加文协座谈会时，他见到了高长虹。这个曾与鲁迅纠缠的著名人物，已成为干瘦萎黄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如今年近五十，一事无成，且孑然一身，他唯一的拥有，就是人们大量的同情。

11月8日，胡风收到郭沫若电报，说是第二天要开文化工作委员会，要请胡风和吕振羽参加。这个委员会是不久前国民党撤销了郭沫若的第三厅后成立的。周恩来将胡风和吕振羽都放在这个会里。胡风是专任委员，有一份军米，他的吃饭问题遂得解决。

回到乡下，胡风编就了《民族形式讨论集》，将论战双方的文字汇集起来。而后，他又写了论集的题解和自己的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前记。而后，他根据早已搜集好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开始写作《论民族形式问题——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争点和实践意义》。一气呵成，还写了后记。写作过程中，他没有对向林彬透露一句，只给了吕振羽看。吕激赏不已。最后，文章分上下编，分别在葛一虹编的《中苏文化》和沈志远编的《理论与现实》上发表。一直自视甚高的向林彬原以为胡风会同意他的某些论点，今朝看到胡风对自己的观点全盘否定，十分丧气。文中，胡风对党员作家、左翼作家很不客气地加以指名道姓的批评。理论问题往往也是人事问题，有人对此介怀不忘。后来在万众声讨时，有人就说：胡风当时就骂尽了中国作家！

当时的胡风还不知这许多。他异常重视自己发现的那棵好苗子——路翎。路翎工作的地方离胡风不远。由于与矿工们有了接触，他的创作题材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刻。他们已像一家人了。有时他过来，就留下吃饭，或是几个炒鸡蛋，或是到对面小铺去买几根麻花当下酒菜。他说话，他听；他创作，他评论；他给他理论指导，他用创作来支持他的理论，配合得很好。

局势日非，重庆风声渐紧，周恩来已经在酝酿安排文化人转移了。纷乱之中，胡风加紧写作，赶写完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新文艺传统》。当选第三届文协理事后他赶去重庆参加茶话会。会后访问周，周说还是决定让他去香港，要他做好准备下次带照片来，已在办证明文件了。那是1941年的4月。那个晚上，他找到五十号。主人不在，于是留宿在那。半夜，主人叫醒他，说来晚了很抱歉，并交给他一百美钞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没有港币了。他要走了，可还是放心不下《七月》。见到聂绀弩时，就把路翎、阿垅介绍给他，希望他们合编下去。

香港、桂林与重庆“在混乱里面”

在香港，胡风见到了夏衍。夏是文艺方面的领导人，他约人写了一本指导性的理论文集，却没有约重庆来的人写，连茅盾都没有约；而文集中的主要论点是抗战文艺上只有各种流派而没有主流，连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传统都不提。胡风对此很反感。对此反感的当然不止于他。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准备开一次文艺方面的扩大会议，谈谈这些问题。会前，叶以群还来给胡风打气，要他讲话，并说茅盾也准备发言。

会议由廖承志主持。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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