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自此待得不长。但他见到了乔冠华，还丢失了路翎《财主的儿女们》的初稿。

而后局势再变，他又得走了。中途他在桂林待了将近一年。原本只是自然风景圣地的桂林，此时已然成了文化之城，这里有地下党的负责人李亚群、张友渔、邵荃麟，也有聂绀弩、彭燕郊等。当时的桂林，人称茅盾为茅公，也有人称胡风为胡公。在这里，他还看到当年念大学时敬仰的前辈，《少奶奶的扇子》的作者熊佛西，熊公已年近半百，但和一女学生打得火热，二人同住。胡风和他很谈得来。

3月14日晨，他们启程回重庆。冯乃超为胡风约定了见周恩来的时间，见面时，胡风简单谈了在香港脱险的经过，并没有把香港的工作情况详细汇报。周在郭沫若家召集了一次从香港回来的人们聚会，会上，胡风忍不住谈起夏衍在香港的一些做法，虽未指名，但谁都能听得出来。一向对夏有意见的茅盾此时却一声不吭，只有胡毫无顾忌地把心里所想全说出来。周不动声色，由他说去。

不久，刘百闵派人送来了蒋介石见来宾调查表。5月13日下午3时，这批接见的五人中，有胡风、茅盾、钱纳水、沈志远等。由张道藩带他们去蒋的住处。是个别接见。蒋一边和他谈话，一边拿小本做记录。蒋先问他是哪里人，在哪里留学等等。胡风说：“在日本留过学。”“是帝大？”“是庆应。”蒋“哦 ”了一声，说：“庆应是名牌大学啊！好的，好的！”又问他对日本的看法。胡说：日本是外强中干……在愚民教育下的国民，虽能被反动政治玩弄于一时，并不能使反动政治最终达到目的。蒋就没有再问，只是说了一声：“为国家，啊……”点点头。他认为到此就算完了，于是站起来，蒋也站起来，二人握手。这次会谈只有短短的三两分钟。茅盾则不一样。当蒋介石问到对“拙作”《中国之命运》的看法时，茅立即答曰：“委员长主持百年大计……。”后来，周恩来提到这事时，胡风只说了一句“我觉得蒋介石的表情像个老太婆”，至于别的就没有再说。

不久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是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部重要文献，别人读，胡风也读了。但他不是作为党内文件来学习，而是作为一种文艺观点来体会的。这次冯乃超约了十几人。会议一开头就涉及了培养工农兵作家的问题，要胡发言，他亦提到了文中所指示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他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作实际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蔡仪不同意，并举例说，文工会有一位勤务兵就被提升为少尉副官了，可见在国民党统治下培养工农兵作家是可以做到的。这次会议要的是对著作的认识和态度，是来表态的，而不是来商榷的。胡不懂。会自然开不下去。

因着路翎的关系，胡风认识了舒芜。舒只比路翎年长一岁，但老成多了。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工作，是桐城方苞的后人，在古文上很有两下子。有次胡风向陈家康和乔冠华谈起，说有个青年写了关于墨子的文章，与郭沫若的论点不同。二位大感兴趣。胡风便带了舒芜拜访二位。相谈甚欢。这年轻人的嘴巴尤其过硬，很得二位欢心。于是舒芜的《论主观》就出现在创刊伊始的《希望》上。这时路翎正在埋头重写《财主的儿女们》。

1944年，延安方面来了刘白羽和何其芳，他们是来帮助徐冰领导文艺的，也是来考察重庆方面学习“讲话”精神的效果的。刘许多年前就在《七月》上发过文章。远在重庆的胡风，当然对外面情况不太了解，不过他多少听说了吴奚如的情况，也听说过王实味事件。

1945年1月25日，胡风又进城参加文工会，正赶上冯乃超主持的座谈会的后半截。茅盾、以群带头，将矛头集中于《论主观》。胡风明白，茅盾批评《论主观》不过是借口，实际上是不满有的文章批评了他所欣赏的姚雪垠，并以为批评主观主义是针对他的。胡很不满意。几天后，冯乃超又请侯外庐来文工会作了一次批评讲话，胡参加了，仍没有被说服。问题提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召集了茅盾、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会前，胡风在乔冠华房里坐着，乔给他看了所写的关于《论主观》的要点，基本是肯定的。到开会时，只在开始时提了提《论主观》；胡仅说明自己只对个别论点有同感；乔冠华则未发言。周恩来马上把问题移到了“客观主义”，问他这指的是什么？胡这才明白症结所在。周恩来提议用“旁观主义”好些。一个争论暂时解决了。

胡风在陈家康的房内一直留直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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