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亲自到重庆谈判。胡风与冯雪峰赶到了五十号，徐冰陪他们到红岩山，说主席晚上在那里，可以见到。那里正举行舞会，徐冰好容易才找到机会将胡、冯拉到主席身边。主席很客气地握了手，正说着话，一位从延安来的女记者跑来拉着主席，说要去跳舞了。后来大家到机场为主席送行。主席正要上飞机时，徐冰从背后推了胡一下，但他还是没好意思上前去握手。在这年的鲁迅逝世纪念会上，胡乔木和乔冠华都来了，胡风也来了。三位清华人终于齐聚。还有胡绳。这时的重庆好繁盛，有“二乔”，还有“二胡”，若加上胡风，则是“三胡”了。他与“二乔”是清华校友；与“二胡”之一的胡绳，则是北大校友。在名分上，都是自己人。一次，胡乔木与胡风相谈三小时。胡乔木要他约舒芜也进城来谈话。那天，胡与舒芜在他的小屋中谈了很久。第二天，他们要再谈，那个能言善辩的青年居然怯场了，他恳请胡风亲自陪他去谈话。谈了二三小时，不欢而散。

重庆已不是陪都，他们要回上海了。临行前一天，胡风特地去看周恩来。陈家康也坐。临末，周恩来提到思想问题，说：延安在反对主观主义时，你却在重庆反对客观主义……。这是点睛之笔，可惜胡风当时没有听懂，他的耳朵不太灵便。

他回到了上海，但风起于青萍之末。正当在他上海为文学为生活忙乱得不亦乐乎时，香港掀起了批判胡风运动（有趣的是，几乎在同时，香港也批起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京派人物，东北则掀起了批东北汉子萧军的浪潮；如果说沈从文是左翼之异路人，那么萧军和胡风却是左翼的道中人了）。消息最早是从刘百闵传至姚篷子，再由姚传给他这当事人的。千真万确。不久他收到了冯乃超从香港寄来的信，提到他们出的《大众文艺丛刊》，还很客气地希望他看后提意见。翌日，第一辑《大众文艺丛刊》寄到。署名“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活动的意见》，说：“……出现了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他们把问题颠倒过来，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把它看成一种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实质上，也就是向历史唯心主义发展的一种倾向了。”这是不指名的批评，还有对其爱徒——路翎的指名的批评。胡绳一开始就给路翎定调子，后者所写自然成了一无是处的小资产阶级作品。面对不从事文学创作、但喜爱文学批评的“文学批判家”，胡风什么话都不好说。

第二辑《人民与文艺》到了，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直接点名，指责胡风的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令胡风不解的是：乔在重庆时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而今怎么就立地成佛，成了一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转而批判起他的“唯心主义”了？

胡风感到大事不好。冯雪峰愤然道：“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故伎？”他对创造社的做法是有过切肤之感的。

潘汉年出面让冯雪峰去了一趟香港。香港的批判停住了。胡风去了一趟香港，见到了乔冠华、周而复、邵荃麟、冯乃超等。他们继续谈，以解决问题。问题当然不可能彻底解决。上面的意见是他们在进入解放区之前就把论争作一解决。可他们马上就要北上，已等不及了。新的时间即将开始了。是的，“时间开始了 ”。

北京“时间开始了”

进北京之前，他们先到沈阳。在沈阳，胡风见到了丁玲、萧军。丁玲告诉他：周扬在延安这么些年，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到本溪，天蓝也告诉他说：周扬只要人为他工作，不讲个人情分；署名周扬的《马克思主义论文艺》中许多就是天蓝翻译的。后来吴奚如又告诉说：延安整风时，周扬在鲁艺骂人打人，田间就被整得够呛……

1949年3月21日到河北李家庄中央统战部之后，周恩来亲切接见大家，也和胡风亲切握手。次日，胡风给主席和副主席各写一信，汇报自己进解放区后以来的感受。其中给周副主席的信中有一句话是：“我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他真是这样感受的。

到北京住定后，周扬、茅盾前来看望。很快就是酝酿第一次文代会了，方方面面悉数出场。会议产生了新文联的领导班子：郭沫若主席，茅盾、周扬副主席，常委21人。胡风是87名委员之一，同时也被选为政协代表。二日后，文协正式宣布成立，领导班子产生，主席为茅盾，丁玲、柯仲平副主席，胡风只是 21名常委之一。——这一切，与他本来的预期好像相去太远。可他管不了这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