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胡风回忆道：“总理说，关于文艺理论，有的同志对你有意见，你自己怎么看？我说，‘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等大原则，除了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的经验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政策的理解外，我没有自己的意见。’……我说到我对党的关系问题。解放以来多次有诚恳的友人劝我应该加入党，但我自己觉得政治锻炼和生活癖性都不够条件，而且还有自己过去的心情：革命胜利以后才要求入党，等于分取革命胜利的光荣。总理当即说，这不是什么分取光荣的问题，是合起来力量大些……总理又说了一句：当然不会要你做行政工作。”“今天看来，总理这是给了我最高的鼓励，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保证。”（《胡风全集》第六卷）

最后他既没有申请入党，也没要求工作，却说：想回上海去住一段时间，下厂了解工人情况，再搬家到北京，以后恐怕难得有机会了。他只希望能够自由地创作。总理问：不回去不行么？他没有适时反应过来。

后来见到陈家康时，提到总理和他谈了五个小时。陈说：你作孽！意思是说他浪费了总理那么多时间，而自己却没有受到多少教育。

以后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得了。他也难得有正经的机会发表自己的大块文章。之后，人们就读到了舒芜《致胡风的公开信》。总理希望胡风学习此文，调整自己。胡风没能改变自己，他仍潜心写作，连续奋战几月完成了《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这是对多年来种种论争的总答复。递交上去，无回应。但很快世人就闻知有份著名的“三十万言书”。人们读到了周扬的重要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内中就有《胡风先生和我们的分歧》。这时，胡风开始写《我的自我批判》。次年在一个大报上，《我的自我批判》公开发表；同时发表的还有他当年的小朋友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内有胡风给他的信函。很快，胡风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同日，人们读到了一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的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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