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欢乐颂》之后，他开始《赞美歌》（《光荣赞》）。正在改抄这乐篇的时候，大笔杆子来访，于是有了一次谈话。后来他在著名的“三十万言书 ”中对此有回顾：“胡乔木通知和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地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料的迷惑。”这样的话谈话使他感到茫然，摸不着头脑。谈话进行不下去，他只好说：“我的心情正在‘诗’的氛围中，一时听不明白你的话。”胡乔木很客气地说：“那是的，你在创作热情中，对不起了，下次再谈吧。”于是，无果而散。之后《赞美歌》投给原先的大报，却再也发不出来。几经争取，还是无下文。最后是在《天津日报》上发的。

再一次见到胡乔木时，胡乔木对他说：周总理现在不能与他谈话，但很想谈，等再来北京时吧。说到他的入党问题，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也可以考虑，但他并不“奉劝”。2月2日下午，他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很快，他的青年友人阿垅被抓住了理论上的一个闪失。3月12日，报上出现了陈涌的《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一周后，该报又刊出了《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克思主义——评阿垅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重磅炸弹袭来，阿垅立即检讨，检讨的最后说：“错误在我，请多批评，给我帮助，真诚的!”这是相关问题的结果，但不是结束。——恰在陈涌文章发表的第三天，周扬在向京津地区文艺干部作报告，讲的是接收遗产等问题，特别提到了阿垅的两篇文章，言及此，周态度异常激愤，把这当小作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说其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他指着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一把坐的，如果说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时间开始了》成为众矢之的。

胡风感觉不太好了。其实，他不知道，就连他身边的舒芜也对他早有想法，“觉得他在进步文艺界树敌太多，太孤立自己”（《舒芜：写尽高旷襟怀笑对“英雄末路”》）。不仅左翼群体对他颇有戒心（当然，胡和他的弟兄们对周扬也不是那么看得顺眼）；便是自由派人物也对其有点不感冒；甚至连文坛好人叶圣陶也对他避而远之，说：“一个人为什么要把文章写得叫人看不懂！”早在1948年10月19日日记中，时在沪上的叶圣陶在日记中说：“下午杨慧修来谈胡风之为人即持论。此君自名不凡，否定一切，人家皆不足齿数，而已冗长纠缠之文文其浅陋。余于文艺理论向不措意，唯此君之行文，实有损青竿之心。”21日，他又记道：“夜间陈白尘来谈，亦谈胡风之文与人。”（《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二卷）当然，朱自清对其也庶几近之。有敌人并不奇怪，但敌人太多而朋友太少这就有点怪了。胡风没来得及反思，何况人到中年皆已定型，“要改也难”。

1950年9月，胡风重回北京。一次，邵荃麟请吃蟹，席间有乔冠华、胡乔木、胡绳、冯雪峰和林默涵等，饭后，乔冠华当面问他：这次多住些时间罢，有些问题谈谈。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很快便是元旦，胡风和领导之间又有过一次谈话。“三十万言书”中有载：“1951年1月，胡乔木同志约我谈话。一、他说我不该把别人都看做异端；二、党对一些同志并不是论功行赏，而是因为他都战斗了过来，现在也都在战斗着。如果他同意我的看法，那别的同志全要反对人的。”

回沪后，黄源告诉他：北京来通知，要他去参加五一观礼。文化部特地给他送来了车票。观礼后，他留下来等候。一日，周扬亲自来访，从土改问题谈到工作问题，并告诉他，自己也要去湖南参加土改了。之前，胡风已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去参加西南的土改。胡风很高兴。去的是老地方——重庆。

回北京之后，他又立即受到邀请，参加十一的观礼。对《武训传》批判业已开始。文艺界的整风随之升温。他参加了“文艺干部”的动员大会，发言的有胡乔木、周扬、老舍、丁玲等，几乎都是老熟人。会议很多，他也参加。但他只是听，不说话。发言的同志都对照整风文件检查自己，而他好像自己没有什么需要检查似的。

12月2日，他得到政务院通知，总理第二天约见他。3日下午3时许来到西花厅，总理出来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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