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该报告认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军阀手中，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剥削日益增强。国民党的任务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中国的国民革命具有国际性质。《报告》对三民主义提出了新解释：民族主义意味着“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扶助弱小民族。民权主义指每个人都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政府必须来自人民，取得人民帮助并为了人民。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大工业、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由国家管理，以便避免私人资本主义的危害。但是，由于现时的经济条件，中国不可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是当前中国“最能接受的经济制度”。《报告》还提出：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宣传工作寻找政治口号。同时，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维埃俄国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为中国革命带来好处，也会为世界革命带来好处。
吴廷康收到国民党代表团的《书面报告》后，约蒋介石在适当时刻拜会共产国际主席团，但其时间却一再延宕，不能确定，蒋介石觉得很失面子，不大高兴。11月25日，吴廷康再次相约，而又不定具体时间，蒋介石“愤激不堪，婉言拒其约会”，但吴廷康一再要求，蒋介石勉强答应。当晚7时，蒋介石到共产国际主席团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先会见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据蒋介石日记称：“各国共产党主席皆履会，情形颇佳。”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
国民党代表团是奉国民党领袖孙逸仙之命派出的，目的是在这里，在莫斯科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进行坦率的讨论。
演说中，蒋介石重点对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特别是“两步走”的设想作了阐释。他说：
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对中国革命来说。目前最好政策是，作为第一步，使用“（争取）独立的中国”、“人民政府”、“民族主义”之类政治口号。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
蒋介石说明，由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属于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国“目前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否则，“就会造成小土地所有者对这些口号的错误理解”，“会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跟随中国军阀反对我们”，“会使中国革命不能取得成功”。“所以目前我们的纲领是旨在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人士，以便借助于统一战线来取得革命的巨大成功”。接着，蒋介石说明，孙逸仙博士30年前开始革命时，就使用三民主义为口号，人民已经习惯，军阀也不会特别注意，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不会反对。
演说中，蒋介石还阐明了国民党对世界革命的设想：“主要基地在俄国”，赞成“俄国同志帮助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他说：
国民党建议，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和中国（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展望，三、五年之后，中国的国民革命就能成功，一旦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展开工作。我们认为，那时，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蒋介石对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报告很满意，日记中自称，访苏以来所作报告、讲话，“亦以今日为最从容而有条理也”。演讲后，蒋介石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科拉罗夫等人的提问并作了答复。季诺维也夫在总结中声称，共产国际的中国问题委员会将继续开会，同国民党代表团讨论，作出决议。
季诺维也夫关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之间已经开始的合作，希望国民党做工作，将两党部分成员之间的可能发生的困难和误解减少到最低程度，要求在中国工人罢工的时候，始终站在工人一边，积极支持工人斗争，并且特别强调，这种支持应该是“认真的和积极的”。季诺维也夫表示，他不能肯定，得到的消息是否确实，有人对他说，汉口“二七罢工”时期，国民党的支持不够“强而有力”，其“冷淡态度使人感到很失望”。他希望，国民党注意这一点，在工人的所有冲突和发动中，国民党的支持真正是坚决有力的，以便不给埋怨和抹煞带来口实。
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季诺维也夫明确表示，“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要使这些口号“更具体，更明确”。关于“民族主义”，季诺维也夫说：它应该“不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提供可能”，“它不应用中国资本家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不应导致建立中国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权地位”，“不应该导致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压迫”。关于“民权主义”，季诺维也夫表示：“民权主义在欧洲已是一个反动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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