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有所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

同日，廖仲恺也致函蒋介石，说明上海诸人最迟1月4日搭船离沪，要求蒋“万不能再延”。函件以前所未有的语气责备说：“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从惰气乎！”

尽管众人一再催促，蒋介石还是在1月16日才到达广州。4天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30日，孙中山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省长。2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到广州后，蒋介石即向孙中山口头报告访苏情形，同时提出对国共合作的意见。孙中山原本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计划。1923年10月9日，他就向苏联派遣来华的顾问鲍罗廷表示：“我还等待着我派赴莫斯科的代表所进行的谈判的结果。很明显，我期待着在莫斯科的这些谈判能够取得丰硕成果。”苏俄政府拒绝蒋介石的计划，孙中山不能没有失望之感。不过，孙中山认为，“唯一的朋友是苏联”，因此，他批评蒋介石“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对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也认为蒋介石过虑。据蒋介石多年后的回忆，孙说：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何况，苏俄也承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因此，孙中山决心坚持联俄容共的决策。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认为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挟俄自重”，“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于2月21日向孙中山辞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职务，离粤还乡。3月14日，他致函廖仲恺，将共产党区分为“国际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又将“俄国共产党”的“主义”与“事实”分开，表示“主义”虽可信，而“事实”则不然。信中，蒋介石强烈指责“俄党”对中国的政策，他说：“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苏联支援中国革命，有其真诚的一面，蒋介石将其与英、法、美、日并视，称其为变相的“凯撒之帝国主义”，是错误的。但是，揆诸历史，苏联在其国家发展中，确有其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的一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并没有坚持多久，很快，他就以坚决主张联苏、联共的左派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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