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表示，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但他强调：“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

季诺维也夫对蒋介石的回答作了有条件的肯定：“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

会议最后，蒋介石要求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到中国，仔细研究中国局势，领导国民党，就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建议。季诺维也夫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答应向中国派出一位负责的代表，并请代表团转达对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孙逸仙同志的“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11月2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发布《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由布哈林、科拉罗夫、库西宁、阿姆特尔以及吴廷康组成的委员会起草，共8条。它批评国民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把希望寄托于国内反动派，建议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使之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

关于民族主义，《决议》认为，它的含义是：“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决议提出，民族主义对外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对内，和“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公开提出“民族自决”原则，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关于民权主义，《决议》认为，应使其有利于劳动群众，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享有权利和自由，决不能为在中国的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

关于民生主义，《决议》认为，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同时，对中国的民族工业实行“国有化原则”。《决议》认为，不能提出“土地国有化”，只能提出，“消灭大土地所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将“土地直接分配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

《决议》要求国民党重视中国工人阶级，放手发动其力量，“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上”，善于运用在华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同工农国家的苏联建立统一战线，同日本的工农解放运动和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联系。

共产国际的这份决议有正确的部分，也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部分。蒋介石读后，在日记中写道：

普〔浮〕泛不实，其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其领袖徐诺微夫（按，即季诺维也夫——笔者）似有颓唐不振之气，吾知不久必有第四国际出现，以对待该党不正之举也。

下午，蒋介石赴共产国际会见其秘书，“应酬数语，即辞行”。

会见托洛茨基，蒋介石和沈定一差点打起来

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者。此时虽然受到斯大林的批判、排斥，但仍然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到苏后，一直希望见到他。

10月16日，蒋介石致函托洛茨基。

11月9日，蒋介石草拟致托洛茨基函稿。

11月18日晚，改正致托洛茨基函。

11月19日，发致托洛茨基函，大意云：“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力予赞助。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望注意避免。并即辞行。”但是，直到11月27日，托洛茨基才接见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全体。

托洛茨基表示早就想会见代表团，但由于生病，未能这样做。现在健康恢复，有可能同苏联的朋友——孙逸仙的代表们交谈。他说：“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业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他建议“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到宣传工作上”，说是“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好的师团。在目前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他要求国民党“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尽快放弃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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