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农稔祥也给了肖广足够的费用，送他启程。肖广回国后被安排在广州一家工厂工作，在有关部门安排下曾多次把假情报寄送给柬埔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陈扬逐渐把肖成发展为中方内线（袁庚认为，这是侦破“湘江案”的关键一招），要求肖成多了解农稔祥的活动，但千万不能主动，只用“老实，无知”的态度去接近，以争取农稔祥信任，深入到特务内部去。

1962年，农稔祥对肖氏父子的信任逐步建立起来。1963年3月下旬，新华社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将于4月底5月初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的消息，台湾国民党当局开始布置刺杀计划。

台湾“国家安全局”经过比较，将刺杀地点选定在柬埔寨。这是因为：一、柬内部不稳，反共亲美势力强大。二、西贡有台湾的“大使馆”，距离金边较近，有利于运送暗杀器材和台特的进进出出。三、台湾在金边的特务多，很多部门有内线。（马保奉《台特务密谋暗杀刘少奇》，人民网2008年8月22日）

张霈芝等人的谋刺计划设计了几种方案：

第一，金边最大的现代夜总会，西哈努克一定会在那儿设国宴款待刘少奇，可埋伏人手于附近或乔装饭店人员，伺机将手榴弹掷向刘少奇的座驾。

第二，在刘少奇受邀欣赏电影或戏剧之公共场所，将手榴弹掷向刘少奇。

第三，把毒药放在刘少奇的食品内。不过，虽经介绍认识几名厨师，但张霈芝等人认为都不大可靠，更遑论“下毒”，此方案被否决。

至于第一与第二方案，风险大，命中率不高，又不能全身而退，也被否决。最后，终于决定在刘少奇访柬的必经之路上“挖地道、埋炸药”。引爆的时间预计在5月1日刘少奇一行从机场到金边时进行。这一计划由张霈芝、农稔祥主持，另外13人执行。这是台特执行暗杀计划的重点，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国内有传台特企图收买机场人员，在刘少奇的座机上安放定时炸弹，以便让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重演。但张霈芝的回忆根本没有提到这点，估计台特认为中共安全部门对此已提高警惕，难以下手，因此未将这一方案纳入计划。

从1961年10月到1963年，台湾特务通过南越政府驻柬埔寨代表处以“外交邮袋”方式，从西贡往金边偷运暗杀器材，包括炸药、雷管、定时器、燃烧弹、手榴弹、消音枪支等。

杨尚昆、袁庚出马，意外获得10封“密信”

当时，中国领导人出访的安全保障工作由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中国早已察觉台特的阴谋活动，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在1963年3月28日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杨尚昆任组长，国务院侨委负责人廖承志和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孔原任副组长，以确保刘少奇出访的安全。

4月中旬，刘少奇开始到印尼访问。中国安全部门发现，台湾的特务在东南亚、印尼活动频繁，国家安全部门确定台湾情报局一定会搞暗杀，但具体的方式和方法还不清楚。为准确地搞清敌人的阴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决定临时抽调调查部袁庚、国务院侨委吴济生司长和公安部杨世瑞等人组成先遣小组，赶赴柬埔寨，负责刘少奇访柬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袁庚任调查部一局副局长，主管东南亚工作。他是一位传奇人物，经历了军界、政界、外交界的几十年风雨沧桑。1950年代初，袁庚随陈赓大将抵达越南北方，成为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会前，曾发生了国民党特务企图谋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当时，袁庚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他为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这次为保卫刘少奇的安全，袁庚再负重任。4月7日，袁庚等先遣组人员乘专机经河内由老挝首都万象飞抵金边。

先遣小组人员开始接见侨领和华侨骨干，着手组织华侨积极分子队伍，开始有组织有领导有分工地对台特分子进行跟踪监视，同时收集各帮派黑社会流氓的资料。

4月11日，特务陈海通在边界神秘地交给肖成一个装着两支雷管的厚纸盒，伪称“无线电零件”，叫肖成带给农稔祥。肖成真以为是“无线电零件”，随意带走，并不慎丢掉一支。农稔祥埋怨肖成做事太不小心，肖笨头笨脑地回答：“电器零件能值多少钱……”

16日，肖成向陈扬等人汇报此事。在场的袁庚富有经验，指出这两支铜管不是什么无线电配件，而是国内14日电告的美制军用电导火雷管。袁庚等人判断：“敌人已准备有所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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