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密信提供的线索，当务之急是迅速侦察出坑道的准确位置，并找到执行凶手陈德安、张达昌。为此，袁庚率领两位会说柬语的留学生，化装成华侨到机场路侦察。陈扬则布置侨干们查询陈德安的下落。

26日晚，袁庚等人终于确定张达昌的住地，也就是敌特正在阴谋制造滔天罪行的场所。这是一幢四层楼房，上三层露出地面，底层像地下室一样低于马路面。张达昌、陈德安和一法籍印度人合租该屋，他们在底层横向马路挖了一条坑道，埋放了大量炸药，一旦引爆，房屋对面的加油站将同时爆炸，无逃生之可能。

27日，陈扬嘱咐肖成将密信送回边界交给陈海通。当王幼平将我方破译的密信材料递交给宾努亲王时，他激动地说：“此案大如天。感谢中国政府，你们所做的工作，不但保卫了刘少奇主席，也保卫了我们王室。”（王幼平《刘少奇金边脱险记——中国外交官破获国际谋杀案》，原载《追求》1995年第10期）

安保小组紧急进行外交交涉。柬方领导眼看刘少奇主席访问日期迫在眉睫，于是下决心宣布：从28日起戒严，金边市民只准出市不准入市。柬方保安委员会还根据西哈努克的指令，制订了周密计划，决定28日夜采取第一个大行动。

会议过后，中方跟踪人员发现张达昌及另外3人驾吉普车向南越西贡方向逃去，袁庚等人连忙会同4名柬籍便衣，追至现场。当华灯初放，P004前来报告好消息，逮捕张达昌等两人，漏网两人。经审讯，张达昌很快供出全部阴谋计划，交出炸药4磅、雷管1支、手榴弹6枚，同时还供出坑道挖掘地点。至此，大家松了一口气。

据执行爆破的特务供称，他们的任务是在刘少奇和西哈努克的汽车经过时，按动电钮进行爆破暗杀。台湾特务机关给他们的命令是：“切实了解刘少奇座车行列位置，不论车上有无西哈努克，均应断然执行。” 台湾特务机关的命令强调：坑道爆炸不成，要立即执行第二方案，刘少奇游览市区时，投掷手榴弹。

距离访问48小时，挖出全部暗杀计划

其实早在4月中旬，我方知道敌特有暗杀阴谋后，曾派人在香港与廖时亮见面，一是争取他，二是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当面对他进行警告、威胁，争取打掉“湘江案”。廖时亮是1939年进入国民党军统局的老牌特务，1949年10月在衡宝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同年年底逃至香港并转赴台湾，1955年被派驻西贡“大使馆”，公开身份是“外交官”，实际是情报站站长、“湘江案”的直接指挥者。

4月23日，廖时亮在启德机场猛然见到昔日同乡、老同学、“把兄弟”罗玉文（罗炯林），感到意外和震惊。当得知罗为他带信而来，廖时亮意识到情况严重，读完信如雷轰顶，“湘江案”已被大陆发觉！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搪塞地对罗玉文说：“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不能保证别的方面的行动。我对台湾无所留恋，对共产党我也不能一下相信。此事我会考虑，没有得到可靠保证，我不能答应什么。”

事实证明，廖时亮贼心不改，除了挖坑道炸车外，他还策划了第二套方案。就是当西哈努克陪同刘少奇在湄公河河畔观看龙舟比赛时用消音步枪进行射杀。这第二套方案极为秘密，由廖时亮一人策划，事前只有叶翔之一人知道。

廖时亮单独与“金边组”特务武文寿联系，让武把装有三支折叠式消音步枪的箱子交给朱兆明。朱兆明是打入爱国华侨内部的台湾奸细，以与柬爱国侨领叶无极的女儿叶瑞美谈恋爱为名，在爱国华侨中打探刘少奇访柬的情报。

4月28日，朱兆明在柬越边境亲自将自己密写的“枪击计划”上报“三站”。说来也巧，接收此信的正是我方战略观察员G105。而那天，我方的沈树阳局长正好早一步来到边境与G105接头。

朱兆明的密信被紧急送往使馆，姚良骏破译，只见朱兆明写道：“我沿着刘少奇访问的路线勘察后，因防备甚严，只好将消音步枪埋伏在渡口，湄公河观礼台的对岸，待机将刘和西哈努克击毙。”王幼平看完抄件后说：“我看，赶快递交给王国政府，要求提前逮捕朱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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