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月刊》杂志

乞丐原本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但丐亦有群，丐亦有道，群体性乞丐类似帮会，有领导，有部署，有分工，有合作，对社会影响也远比零散乞丐为巨。丐帮，即乞丐的行帮，是一种以民间职事集团面目出现的民间秘密社会组织形式。

基本概况

旧社会的上海被称作是“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文明的窗口，罪恶的渊薮”。的确，三十里春申，有巨大的工厂、高高的洋房，有光怪陆离的一切。但在这繁华的背后，潜伏着社会危机，社会出现了许多病态的东西，如“标金投机的过度，工厂商店的歇业，盗劫绑票的增多，淫风赌窟的蔓延，离婚自杀的习见，贪污贿赂的盛行，土豪劣绅的勾结，学校风气的腐败”。走在上海的街头，人们经常会遇到在街头乞讨的乞丐。据日本人彭阿木的观察，“在除夕之夜，大雪纷飞、北风凛冽的时候，在西藏路上，大世界前一直延至法租界民国路(现人民路)一带，鱼贯地立着求乞的大约有五千以上，这一带，不过是上海乞丐区中的一小部分。”在每条马路上，尤其是在热闹的区域，可以看见向人哀求的乞丐——老的、幼的、男的、女的、身体强健的、疾病残废的，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其中一部分也有把行乞当作一种职业的。民国时期，无疑是社会生活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为动人心魄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从落后走向富强，从衰亡走向复生，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最关键时期。然而，这一时期，乞丐的问题并未因封建腐朽的清王朝倒台而减轻，相反更加严重，而上海又是当时中国的一个乞丐大本营，乞丐数量之多，乞讨规模之广，影响之大。令人深思。

乞丐，俗称“叫花子”、“要饭的”、“顶沙锅”等，由来已久，其演变的过程也相当复杂。乞丐，上海人谓之“瘪三”。上海的小瘪三发源于洋泾浜上的郑家木桥一带，所以上海人常用“郑家木桥小瘪三”一词骂人。何以有“瘪三”一词，其传说不一。一说只能穿件布衫的穷人饿得瘪塌塌的而得名；另说因他们的衣食住皆无，故称之。也传说“瘪三”之词是从英文“Empcy cents”的译音(译意是空无一文)而来的。“瘪三”们在洋泾浜一带抢窃扒拿，异常活跃，逐渐形成地痞流氓式的团伙。

上海乞丐聚集的大本营，主要是在城隍庙一带，其次是十六铺，在南市、闸北也有许多乞丐集中点，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则比较少见，因为当时租界里不允许有乞丐行乞。城隍庙内的乞丐，大致可分正式和“副业”两种，但是衣衫褴褛，向人伸手乞讨的乞丐，没多时就被取缔了。因为公安局取缔的缘故，他们不敢冒然地向人求乞，大多是变相的乞讨，在九曲桥、天官牌楼、大殿、星宿殿等地，一方面替那些年纪大的香客，尤其是妇人跑跑腿，例如代香客买香烛、叫黄包车等，另一方面替那些摆香烛的小贩。招揽生意。这些乞丐能够在两面取利，一天的收入，倒也可观，逢年过节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除了城隍庙，其它出名的庙宇，象虹庙、海潮庙、玉佛寺、关帝庙、广福寺，也是乞丐穿梭繁忙的地方。

南市一带的乞丐，大都在小弄堂里居家的后门口行乞。他们大都住在城外南站，沪军营、煤清路、薛家浜、斜桥等地方，白天到城内商店集中的地方行乞，因为城内是商业中心，来往的行人很多，收入也颇为可观。闸北也是乞丐集中地带，在沪战以前，那里的乞丐草棚遍地皆是，后被战火摧毁，于是都迁至太阳庙、柳营路、顾家湾、八字桥一带。其它地段，如曹家渡、苏州河一带，乞丐也很集中。甚至在商业中心，如南京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一带，变相的乞丐也穿梭来往，为人开关汽车门索讨酬劳。在外白渡桥、四川路桥、新老垃圾桥等地方也聚集着许多十五六岁的童丐，替人推黄包车上桥而获取报酬。

组织管理

乞丐最初是一群匿名性的伙众，他们的乞讨行为大多是以个人方式出现的，发展到后来，始出现了群讨群要，分工合作的集团形式。各类丐帮组织大体相同，仅有地域差异、称谓差异。

民国时期乞丐增多，谋生日益困难，使得乞丐的组织化、专业化加强，逐渐成为一个有团体精神、严明纪律，有基本固定经济来源，按级别享受一定权利和履行一定义务的层次分明的社会边缘团体和组织。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各省来沪的乞丐按照省籍成群活动，形成了内部的帮派和体系，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凤阳帮、淮阳帮、山东帮、江北帮、江湖帮和本土帮。帮中又以大小丐头所示“行乞之诀”而形成不同的门派，如“钉靶派”(尾随行人乞钱者)的夏天向人打扇，“训子派”的“告地状”(地上写自身的哀启)，“硬矗派”(开天门吞剑一流)的欺侮善良，“唱春派”(如唱道情及小调者)的声调悠扬，“哀党派”(尾随妇女之后哀求施舍者)的假装残疾涕泪流涟等等，都有相当“专业”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