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闹马路上的钉靶乞丐，“除了钉行人。讨布施之外，是不许作第二种讨钱行径的，而且所钉的地段，除了甲马路至乙马路中间一段的某一面人行道之外，是不许越出范围的”，其活动区域和势力范围泾渭分明。但为了争夺地盘，冲突时有发生。在上海，这样的丐帮小集团多如牛毛，争抢地盘就成了每个丐帮小集团成立之前的首要任务。上海人口稠密，里弄鳞次栉比，每条里弄中，前后总有空余之地，这些地方都成“老弟兄”们争夺的根据地，但这些都是露天之地，每逢刮风下雨，就不得不转移别处。因此里弄内过街楼下的地方，更受乞丐们的青睐，成为拼命争抢的黄金地盘。丐帮小集团不断的增加，里弄数量有限，粥少僧多，无济于事。而且里弄为了保持清洁，禁止乞丐在里弄中建立“桶子”，派置警察看守。这样一来，一些后起的丐帮小集团，因无“桶”谋生，不得不发动“侵略战争”，向一些有桶子的丐帮提出无理的要求。对方无法接受，于是双方调集兵力，大打出手。谁夺得“桶子”谁就胜利。失掉的一方，岂肯罢休，重整旗鼓，再度侵占。有时为了本方的利益，流血惨剧也时时发生，例如“前充丐头之周益生一(即周益官)被江湖流丐俞阿宝(即赖皮阿宝)等，向索漏规不遂，将周殴打越时毙命”，反映了丐头被乞丐毙命的情况。

乞丐原本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赘生”现象，不事生业而坐食社会，其产生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也有自甘沉沦乐处其间的，作为一种个体的现象也未曾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然而，一旦乞丐的自发性组织——丐帮出现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丐帮产生之后，乞丐间凭借“组织”的纽带作用建立一种较稳定的相互联系，帮规帮俗与世俗共同意识又不同程度地强化了这种联系。乞丐正是利用这样的组织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2、外部关系

民国以来，青红帮因曾参加辛亥革命有过贡献，红极一时，后官与帮勾结利用，成为近代中国猖獗一时的一股黑社会势力，为患颇重，这其中，即与各地丐帮也纠结到了一起。在社会生活中，乞丐团伙往往为官府利用，亦常与其他黑社会团彳火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危害社会。上海乞丐的“老头子”，又大多是黑社会中的骨干人物。也就是说，乞丐团伙始终与各种黑社会的势力一样，对内实行强权统治，对外为非作歹，这是江湖诸流氓无赖团伙的共同特点。

由于官方的政策和措施往往是临时和肤浅的，在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对乞丐而言是天高皇帝远，而真正起点实际作用的倒是得到官方默许的、生命力颇为顽强的丐帮组织。就像历史学家包德威(David Buck)指出的那样：“有一个由头目带领的乞丐队伍是中国城市的普遍特点。”上海的乞丐不但有着大量的帮派组织，而且还常常与社会上的流氓、警察互相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色社会网络。为了能够在上海滩上立足，上海的乞丐常常拉一些流氓头子来当靠山，拜他们作“老头子”。乞丐与警察，既是冤家又是亲家。他们常常买通一些地方上的警察和巡捕，使那些警察和巡捕对他们的乞讨行为不予干涉，不多过问，如“垃圾桥、河南路桥、乍浦路桥等桥面上有一股乞丐群鹄，守桥之两端，见有车辆上桥时，代为挽推车上桥中，将下驶时，向乘坐者乞钱，不给，动辄以谩骂或投掷污物，为乘客困扰，警察见之若无睹也。”在很大程度上，乞丐的组织与官方想要控制流民的意图或目标不谋而合，但却基本上无需政府花费，或花费不多。丐帮的效力在各地不尽相同，但对其成员都有一种可称是“控制”和“关心”并用的双元法。丐帮把其属下的乞丐限制在它所控制的地盘内。用帮规帮法来管理他们，同时用集体和组织的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租界当局对乞丐群体是既禁止又怂恿。禁止只是租界治安条例上的用语，以不妨碍租界当局及其母国的利益为限。而采取以华治华，以毒攻毒的措施，客观上给了乞丐群体的合法地位。被誉为“租界治安的长城”的黄金荣曾是郑家木桥小瘪三，后“荣任”为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其办案的“社会基础”即为乞丐、流氓、地痞无赖。巡捕房政治处主任程子卿亦曾是郑家木桥小瘪三头目。乞丐们当然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了，租界里的乞丐也逐渐多了起来。法租界在磨坊街、菜市街一带行乞的很多，尤其是在八仙桥，大世界那一个区域内。公共租界在西藏路、海宁路、大沽路、六马路、梧州路、嘉兴桥一带，乞丐也很多。乞丐群体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帮规与互相关系的浓重的封建色彩，与上海帮会黑社会组织结构与控制方式如出一辙，因此，乞丐向流氓的转化、乞丐群体与黑社会势力结合是顺理成章的。乞丐与黑社会往往互为交叉，互为渗透。两大社会边缘群体的合流。不仅使其能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也使之成为破坏上海都市秩序的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丐帮。以乞讨者共同的生存方式为基础，将乞丐拢聚于一起，建立了一个非血缘关系的“家”。丐头是“家”长，具有最高权威，丐民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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