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江西人民出版社；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作者：杨奎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新中国建国后几乎立刻就被卷入到两场大规模的境外战争当中去了。一场是发生在中国东北部疆界之外的朝鲜战争，另一场则是发生在中国南部疆界之外的印度支那战争。这两场战争差不多同时演变成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法战争，并非偶然，它们显然都与新中国自身的政治特性密切相关。如果说中国被迫以志愿军的形式直接参加朝鲜战争，并在事实上成为战争的主要承担者，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卷入，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充其量只是为了延续其一度丧失了的殖民统治，它并不构成对新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何以新中国政府仍旧给予了除出兵以外的几乎一切形式的支援？十分明显，无论是朝鲜战争也好，还是印度支那战争也好，促使新中国政府必欲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援助的，并不仅仅由于它们关系到新中国自身的安全问题。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由于有了中国这个安全的大后方，由于有了中国的战争经验及其直接的军事和物资援助，越南独立同盟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迅速由弱变强，扭转了战场形势，开始成为足以向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挑战的强大力量。但就在双方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1954年一个日内瓦会议使越南和法国之间达成了划界停战的协议，数以万计的越南独立同盟的部队和干部不得不从越南南方以及老挝、柬埔寨撤往越南北方，原来设想中的解放全越南以及解放老挝、柬埔寨，建立革命的印度支那联邦的目标因此放弃了，越盟只得到了半个越南。而力主划界停战的，恰恰是始终积极支持着印度支那解放战争的新中国领导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而急遽的改变？近年来，一些亲历者和研究者已经就新中国政府向越盟派出军事顾问以及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和平努力等问题做出了一些说明，但对新中国政策转变的情况及其背景似乎尚欠系统和深入的探讨。本文旨在结合新中国政策转变的经过就此做一尝试。

解放印度支那？

1945年9月2日，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通过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八月革命"，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诞生，胡志明就任人民临时政府主席。但是，由于同盟国宣布印度支那北纬16°线以南为英国军队受降区，以北为中国（即国民党）军队受降区，随后法国军队在英军的支持下大举开入，力图恢复其被日本人夺去的殖民统治。胡志明不得不在法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为争取越南独立和统一，宣告建立越南独立同盟，发动抗法战争。

越南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越南党过去只打过一些游击战争，部队既缺少训练又缺少正规战争的经验，再加上没有较先进的武器，面对装备精良，尤其是有优势空军支援的法国军队，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其中央根据地虽地处越北山地，又临近中国边界，但却经常遭到法军的扫荡与轰炸，边界通道及其重要战略要点均被法军所占。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消息后，曾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事，抗法战争爆发后已经与中共中央建立起电台联络的胡志明马上派人赶来北京，要求中共中央给予援助。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延安时期，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都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1页)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伊始就积极鼓励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学习自己的榜样。尽管，考虑到亚洲一些国家的革命活动还十分困难，"切忌张扬"，他们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时不能不有所保留，但他们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为其他落后国家人民开辟解放道路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刘少奇文稿，第39-42、134-135页）因此，胡志明重新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并向他们求援，他们自然积极支持。

1949年12月，胡志明派出的代表李班、阮山来到北京，要求中共向他们派遣军事干部，并提供3个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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