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因毛泽东这时已前往莫斯科访问，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全面负责援越工作。他不仅给刚刚开到广西、尚未完全结束作战的林彪及陈赓所部发去电报，要求他们"侦察由广西与越南胡志明部队联络的道路情况"，准备向越南党提供必要的援助，而且特别电告越南党，希望他们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秘密来中国，讨论和决定建立两党关系及反帝斗争中的各项问题。得知越南方面要求派遣军事干部前往帮助越南人民军作战的问题，刘少奇等很快即决定调派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带人前往越南考察情况，以便决定如何援助和选派军事人员。当然，考虑到新中国刚刚建立，统一尚未实现，战争仍在进行，经济上更是极端困难等情况，在京的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商量后，只"答应给越南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医药"和一部分物资，没有满足越方提出的关于3个师的装备和1 000万美元的要求。而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得到相关报告后，态度明显比国内中央更为积极。在得知胡志明将来北京之后，他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对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均应去车站迎接。"（刘少奇文稿，第165、186-188页）
1950年1月中旬，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随即，胡志明秘密经过北京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毛泽东共商有关越南党的建设、民族阵线、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问题。会谈中，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明确表示决心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态度。（刘少奇文稿，第343-348页）根据中苏两党的分工，中国方面很快组建了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同时组织车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边界运送越方所需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甚至按照商定好的计划，将越南人民军三○八师（缺一个团）和二○九、一七四团秘密接入中国境内的云南砚山和广西靖西专门准备好的基地内，由云南、广西两军区负责为它们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
1950年6月，越南党中央在反复与中共中央代表罗贵波，并通过罗贵波与中共中央商量后，决定发起边界战役，以便打破法军对越北根据地的封锁，接通中越交通线。为此，中共中央不仅根据越南党的要求命令中国军事顾问团迅速赶往越北前线，组织成立支援委员会，负责粮食、弹药、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筹集和运送，在边界附近的中国境内设立收治越军伤员的野战医院，而且还加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协助进行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
陈赓等人于7月上旬动身秘密前往越南，在就边界战役的设想和具体方案与毛泽东反复研究后，于9月16日，即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的第二天，协助武元甲等越共领导人指挥越南人民军打响了这场战役。毛泽东这时一面高度关注朝鲜战争的形势，与斯大林磋商中国出兵援朝的可能性，并极力说服党内高级干部做出兵朝鲜的准备，一面仍旧亲自参与指导越南边界战役，批阅前线发来的战报并作出具体指示，要求越南人民军抓住敌人后务求"坚决、彻底加以歼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第22页）正是在中国方面的大力帮助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兵朝鲜的前夕，边界战役就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此役歼敌8个整营，毙俘敌约8 000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收复5个市、13个县镇，法军在中越边界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中越交通线彻底打通，整个长达750公里的边界地区成了越南党巩固的根据地。
中国此后的援越抗法斗争，与抗美援朝战争几乎同步。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中国政府尽管面临着恢复经济、朝鲜战争和政权巩固等一系列事关整个国家利益的复杂问题，理应缩短战线，减少外援，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更多考虑的显然是自身的国际主义义务，而非单纯的国家利益。他们不仅从并不宽裕的国内部队中抽调大量枪炮、弹药和各种物资给越南人民军，帮助后者装备及训练步、炮、工兵等部队，同时还具体协助越南党中央组织一系列重要战役行动。从对法军事作战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争取解放整个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中央还积极支持越南党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帮助解放老挝和柬埔寨的斗争。到1953年前后，抗法战争已经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并形成了以越南独立同盟为骨干的印度支那三国抵抗力量。（钱江，第72-74、96-97页；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第21-22、56、60、88-89页；实录，第42页）
走向日内瓦
新中国对援助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争取解放斗争的积极态度，与几乎同时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突出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勇于承担援助亚洲革命运动历史责任的一种决心。特别是1950年10月出兵朝鲜后两个月左右，志愿军便将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及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击退，长驱数百里，帮助朝鲜劳动党重新夺回北朝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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