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领导层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急剧转变，再加上北朝鲜也迫切希望实现和平，中国政府虽然在战俘等问题上对美国的态度强烈不满，考虑到这种情况也采取了妥协的方针。7月，朝鲜战争在经过长达两年左右打打谈谈的局面之后，终于实现了停战。朝鲜停战，特别是苏联高层态度的转变，预示着整个国际关系，特别是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的紧张关系将随着这一事态而开始转向缓和。经历持续近三年的战争和紧张之后，受到苏共中央支持和主导的这种缓和政策也逐渐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明显地希望看到一个可以让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中共党内这时倡导和平外交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他明确提出：尽管两大阵营的对立仍然是基本的，但它并不意味着战争必然会发生。"如果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当前，"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周恩来年谱，第305页）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与美国人交手，也是他们所经历的第一次现代化的战争。尽管战争的结果鼓舞人心，但党内许多领导人已经看出，"小米加步枪"的胜利经验明显地不足以应付美国这种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事机器，双方在装备、火力以及海空方面的巨大差距，使新中国不仅要付出比美国大得多的牺牲，而且还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军事装备才能有效地保持与美国在战场上进行长时间军事较量的能力。这样一种事实也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以便推进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但战争的进行严重地制约着国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1950年，国家财政支出的52％是军费，其中60％花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到1952年，虽然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军费开支仍然占到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33％，其中主要部分也用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据说，为了这场将近三年的战争，中国耗费了约100亿美元。（力平，第261页；姚旭，1980年第5期）尽管1952年周恩来率团访苏时已着重提出了苏联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及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但在战争结束之前，具体的援建项目还难以完全落实。包括毛泽东1950年初在苏联访问时签订的3亿美元贷款，和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前的苏联援助，大部分都不能不用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和部队的装备更新上。因此，随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实施，特别是这一年6月15日毛泽东开始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在朝鲜划界停战，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力量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该说也是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乐于看到的一种战略选择。

朝鲜停战了，新中国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很快就开始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同朝鲜战争一样，印度支那战争事实上也已成为中国同美国对抗的一个战争热点。还在1950年，法国恢复在越南的统治就得到了美国某种程度的公开支持。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这一年5月11日曾专门发表声明，扬言为阻遏中国的共产主义向东南亚蔓延，美国将向印度支那提供数千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此后，尽管朝鲜战争极大地牵制着美国的力量，但它仍旧一直在从外交上和物质上帮助法国进行战争。从1951年到1954年7月，美国政府仅计划中要提供给法国用于印度支那战场的援助数额，就高达20多亿美元。（雷英夫，第57页）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必然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印度支那，中国与美国在印度支那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明显增大。

对美国可能介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危险性的估计，无疑是中共中央这个时候政策考虑的主要出发点。在刚刚结束朝鲜战争之后，再在印度支那同美、法等国展开一场新的军事较量，显然不是中共领导人所期望的。当年出兵抗美援朝，就曾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即使是高度重视国际主义，力主出兵的毛泽东，也不能不考虑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而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如果再度直接在印度支那与美国发生战争，不仅朝鲜停战所形成的有利于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将不复存在，中国将重新背上沉重的战争包袱，而且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条件也与在朝鲜作战的条件大相径庭。当年之所以必须出兵朝鲜，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因为中国的重工业都在东北三省，让美国骑到鸭绿江边来，东北地区将永无宁日。而之所以可以出兵朝鲜，一个重要的考虑也是因为朝鲜距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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