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的国际环境，共产党不可能用战争来完成解放国家的任务，它甚至还没有达到可以与国民党划界言和的程度，因此需要转而采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这件事让毛泽东非常生气。而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所设想的和平民主没有出路，共产党仍旧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斯大林这一干预耿耿于怀，并从道德层面给予严厉的批评，称斯大林此举是"不许革命"。严格地说，上述两件事是颇为类似的。把日内瓦期间周恩来的做法与斯大林当年的做法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共产党人通常更难把意识形态的目标与现实利益的政策考量严格地予以区别。
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在已经习惯于国际主义的思维方式之后，突然把自己一国的利益摆到政策考量的首要位置上来，甚至以此为转移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一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矛盾是可想而知的。让人遗憾的是，周恩来所倡导的这样一种政策转变的趋势并没有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几年之后，当毛泽东发现苏联"不革命"以后，中国对外政策上的意识形态考虑又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究竟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多一点，还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多一点，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不同。但受到毛泽东"反帝""反修"思想影响的中国对外政策越来越表现出革命外交的倾向，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甚至明确赞同否定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所做过的和平努力，甚至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当年也同意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向兄弟党表示歉意。（毛泽东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
在中国，对外政策重新回到周恩来1954年所倡导的路线上来，即把外交政策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现实目标联系起来，而不是过多地同意识形态的目标联系起来，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后页为文章参考文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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