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起义者占据沿城后，李文成由于伤重需要疗治，领导重任由牛亮臣（起义军的军师）等人承担，其他起义将领轻易见不到李文成。因此，起义军内部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由于领导薄弱、军纪松弛，有些人起义后就在附近抢劫当铺、衣物；有些起义领袖如徐安国、刘成章等人甚至自作主张，纷纷将家口搬进滑城。如此目光短浅、故土难离，严重地阻碍了起义军的战略转移。

第三，这次发动起义是以“天理教”的名义，而天理教是秘密宗教组织，传教时限于一定的地区，不敢过分扩大活动范围。正如嘉庆所说：“贼党只于滑城飓尺之间株守待毙，总未向南奔窜。盖缘逆恶党与大率直隶、豫、东三省之人，惟恃附近一带伊等同教人多，因而留恋于此。”[18]礼亲王昭槤指出：“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因为“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19]。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滑城的起义军在清军四面包围下全被歼灭。起义军在军事上的重大失策最终导致了这次起义的失败。

接着，再分析一下起义军攻打浚县时拼消耗的战略错误。

“浚距滑二十五里，城中（清）兵不满百人”[20]，是个没有多大战略意义的城市。然而，过去有的研究著作却夸大浚县战略地位如何重要，并为起义军未能攻下该县而惋惜。实际上，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嘉庆一听到滑县起义消息即调集各路清军前来围剿，这对处于敌强我弱之势的起义军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此时，如果他们不倾其全力围攻浚县，而是挥戈东进，把分散在各地的起义队伍统一起来，使直、鲁、豫三省起义地区连成一片，不但会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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