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他指出，“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4）这是因为，危机的局势会使社会在如何解决危机的问题上，出现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立宪将反而使各种水火不相容的*分歧表面化，这无疑是火上加油。他指出，“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5）于式枚认为，中国立宪改革可能造成的最大危险是，政府与国家的权威将因立宪条件下的民众的干预而失落。“自辛丑始昌言变法，自丙午遂定议立宪，其初心本于望治之切，其流弊乃渐失权限之分。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来日方长，坚冰可惧。”（6）于式枚的这种判断，还基于他对中国民智和知识能力和教育程度的认识和由此产生的不信任。他认为，“教育未能普及即予国民以参政权，最为危险。”（7）用*学的术语来说，在清廷的权威已经日益削弱的情况下，立宪就导致*参与的急剧膨胀，引发社会动荡与*失控。这显然并不利于中国进步。
三外来制度必须与本国风俗融为一体才能立足
一般主张速行立宪的人士都认为，由于中国开明的士大夫不乏其人，一旦推行立宪，不怕没有胜任的议员。然而，1907年1月，《时报》上一位立宪缓行论者却认为，中国士大夫根本上是否具有在立宪政体中担当议员的*能力，是大可怀疑的。他指出，虽然中国的士绅是翘然秀于大众之上的知识阶级，但长期伏于专制政体之下，没有干预时政的机会和条件，除科举利禄之外，没有其他志向，他们所精通的只是词章训诂之学，对于民生之利弊，国势之强弱，优胜劣败不可逃之公例，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无*的阅历和训练的人一旦付之以国家的重任，必然导致“偾蹶败事”的危险后果。由于士大夫没有真实的阅历，往往容易“激于情感，一往而不知所返，则其所持政论必有偏宕，而不得其中。适以偾事者有之。”因为宪政之可贵在于“在下之人能接受其分与之政权而善用之。”（8）而中国的一般士民显然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这位论者还认为，大凡一种学说从外邦输入，“必经其国之有经验有学识者，熟察而同化之，使新理想与旧风俗有对病发药之效，而无扞格不入之忧，斯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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