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颇具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而且从筹饷，募兵到编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控制，其独立性较湘军，淮军犹有过之，倘若指望它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为它赴汤蹈火，那是不切实际的。君不见，武昌起义爆发时，紫禁城就已无法调动各省新*速"助剿"，倒是响应武昌起义者的呼声不绝如缕。再以教育改革为例，科举制的废除固然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士——绅——官三位一体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年轻的求学者无论是负笈国内新式学堂，还是浮槎放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域外世界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时，其恨铁不成钢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们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要么呼吁清朝政府拿出诚意来，实行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用暴力将清王朝与君主政体一同埋葬，创建民主共和制。如何把那些见多识广的热血青年召唤在陈旧破烂的龙旗下，实在是一个不可解的难题。诚如一向以温和著称的梁启超所说的:"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
再次，如果说不乏驾驭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后还勉强可以苦撑，那么在她死后，由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和动不动就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为后继者，去继承不无风险的预备立宪的*遗产，就显得更糟。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与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将铁路修筑权强行转让给列强和抛出"皇族内阁"时，他们就把许多积诚罄哀的请愿者踢入革命阵营，自己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对于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尽管革命者与"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统治者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与"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着的，无法割断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它至少表现在:第一，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逼得清朝统治者加快"新政"特别是预备立宪的步伐，后者以为惟有尽快推行"新政"，才能使"内乱可弭";第二，预备立宪促使革命者加快革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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