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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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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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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后者计划抢在宪法与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革命成为非法而爱新觉罗家族成为"万世一系"的合法统治者;第三，"新政"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第四，"新政"为革命者准备了自己的同盟军与合作者——资产阶级与君主立宪论者;第五，清末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为中华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第六，清末的国库空虚，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京临时政府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迅速面临财政危机，督抚专权的趋势则导致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与混战。显然，那种站在理想的真空中憧憬"新政"未来却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指责革命者添乱的论点不仅无法保证由清朝统治者自编自演的预备立宪之结局能包你满意，也无法回答梁启超，张謇及其身后一批温和的国会请愿者与广大资本家在屡遭羞辱之后纷纷转向革命之举究竟是对还是错此论的主要失误不仅在于论者对"新政"的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以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就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这与以往那种只承认孙中山等人之于辛亥革命的赫赫功勋却无视梁启超等人的历史贡献是异曲同工。殊不知，1911年的反满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整体认识。
辛亥革命作为"新政"的替代物，不仅谱写出了中国民权*第一章，而且将"三纲"之首弃如敝屣，人民的思想解放盛况空前。因此，如果一味地指责和否定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驱的历史功绩，则不啻将"权威"强加于后者，无条件地为一个腐朽没落的爱新觉罗王朝做辩解，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既要善于为历史做辩护律师，同时也要做好历史的检查官，还有法官，三者缺一不可。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曾经对孙中山不无成见的张謇饱含深情地感叹:"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一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革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东亚历史上之一大人物。"反对暴力革命甚力的梁启超也在事后以学者的识力，多次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如今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倘若后世研究者连张謇，梁启超的思想境界都难以企及，恐怕就真需重温一下革命文学家郁达夫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说过的一句话: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奴性浓厚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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