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他的一生和台湾有着割不断的联系。1895年甲午之战，清政府战败而被迫签马关条约，割让宝岛台湾给日本，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声动中外。台湾被割让后，梁启超时刻关注宝岛同胞的境况，1911年他应台湾父老的邀请，终于如愿登上宝岛，“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油然而生，遂以其饱蘸爱国挚情的笔锋，倾吐了对台湾民众的热爱，披露了殖民统治的黑暗。学术界对梁启超的研究比较充分，但惟独其台湾之行的研究却相对不足，因而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 

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难日本，在日期间他非常关注宝岛台湾人民之命运，因“读其（指日本）新闻杂志，盛称其治台成绩”，与梁启超从台胞口中“所闻有大异乎前，非亲见又乌乎辩之”①于是，梁启超萌生了赴台湾实地考察的念头。 

1907年台湾士人林献堂出游日本，在奈良戏剧性遇见梁启超，双方一见如故，入室彻夜长谈。林献堂向梁启超陈述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种种苦难，“*受差别，经济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梁启超根据国内外形势指出，台湾人民应效仿爱尔兰人民之抗英斗争，采用各种“合法”手段，开展民族解放运动。林献堂听完后，如梦初醒，“自是铭心印脑”②。梁启超这一番话不但深深影响林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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