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忍几多垢辱，始得登岸。而到彼以后，每日又不知积几多气愤。”[15]在台期间，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警察的监视，这使其不能畅所欲言，心如刀割，十分悲愤。于是他一方面在各地参观考察，了解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撰文揭露殖民统治黑暗，赋诗抒发爱国情怀。 

在台北考察时，梁启超“日则诣各局所调查，夜则遗老相晤对，无片晷得休息也。虽然为日尚浅，然已起种种异感”，感到“此间百无所有，惟有一总督府耳。总督天帝也，立宪国之君主，视之蔑如也。其官吏别有一种习气”[16]，心中大为不快。他目睹殖民政府为了拓宽市区道路而肆意拆毁民房，致使许多人无家可归，风餐露宿，挥笔写下《拆屋行》。“麻衣病嫠血濡足，负携八雏路旁哭。穷腊惨栗天雨霜，身无完裙居无室。……市中华屋连如云，哀丝毫竹何纷纷。游人争说市政好，不见街头屋主人。”[17]《拆屋行》描写之深刻可以与杜甫的《石壕吏》相媲美。刘坤一作为台湾首任巡抚，抚台期间，修铁路，开矿产，振工商，办学堂，厥功甚伟，深得后人景仰。梁启超看到刘坤一时所修筑的台北故城已被毁，只留下四个城门，屹然立于西洋建筑与东洋木屋之间，内心非常苦闷，“恒侯刘壮肃，六载驻戎轩。千里通驰道，三关筑旧屯。即今非我有，持此欲谁论”；又看到往日的巡抚衙门，已成为今日的总督府，更是唏嘘不已，“几处榱题敝旧椽，断碑多剥草成烟。伤心最有韩南涧，凝碧池头听管弦。”[18] 

在台中考察时，梁启超广泛听取了各界对台湾总督府施政的批评，对殖民统治也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乃仿白居易的《秦中吟》作《斗六吏》、《垦田令》和《公学校》，进一步揭露殖民统治的黑暗，并“寄语国中父老昆弟，勿以亡国二字为口头禅，勿谓大国顺民，可以耕食凿饮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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