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譬如林献堂“平素很翘望本岛人伸张权利，并暗中促进此机会的成熟”[43]，梁启超此行促使他走上了民族解放道路。在雾峰停留期间，梁启超劝告林献堂等“不可‘以文人终身’，须要努力研究*、经济以及社会、思想等学问，并即席开列日本书籍三十余种，以后又陆续开列，计达一百七十余种，都是东西的名著。”[44]又据《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载，“此间，梁披沥自己之抱负，引世界之亡国埃及、印度、安南等为例，极力鼓吹民族主义。”[45]同时他还赋诗勉励林献堂积极参与地方*，“溪纱浣罢月华明，荇带蒲衣各有情。我识蓝田千涧谁，出山原似在山清。”[46]在这里，他借用杜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典故大力赞美林献堂的*活动。林献堂也在与梁启超的书信中坦陈心迹，“往岁辱临，……欲诱而进之门墙之列，大雅含宏，爱人无己，虽驽驾安敢不自策励”[47]。正是在梁启超的思想影响下，林献堂日后发起撤消六三法案运动，开展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设立台湾文化协会并创办台湾民报，从各方面大力推进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人物。
梁启超此行唤醒了知识界并带来了新文风。由于日本在台施行奴化教育，“除教授日语外，殆无内容可言”，因此“整个台湾之知识水准，除少数例外，可谓皆停顿在十六年前之状态。当时知识分子，对于近代思想、近代知识，与夫国际情势，鲜有所知”[48]。而“一般父老除抱残守缺，诵读四书五经外，几乎不知道世间还有思想学问可供探讨。”[49]这样，台湾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空白时代”。梁启超赴台后，以期非凡的人格魅力唤醒了知识界，特别是“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什么‘主义、思想、目的、计划’等向来所未有的新名词大为流行”，同时也刺激他们的求知欲，“对于新的思想、新的学问发生热烈的追求。”[50]当时的台湾，“除了老一辈的人以外，一般青年因受日本式教育，对于古奥艰深、思想陈腐的中国古文，已不容易接受。而任公的平易而富于刺激性的文章，立即如火如荼，深入青年脑海里。”[51]后来，留日台湾学生所创办的杂志如《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大部分文章都是用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写的。梁启超在台期间，因当时的现实状况不允许他用语言直接表达内心的苦闷和现实的不满，只好采取“以诗代言”、“借诗言志”的方式来委婉表白，因而留下了上百首诗歌。尤其是他那充满民族意识的诗歌在岛内“不胫而走，传遍全台各个角落，”连十一二岁的小孩也能够朗朗上口。[52]许多台胞后来也纷纷以诗言志，批评现实社会，指斥殖民暴行。这“分明受任公作品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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