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游历台湾，虽然时间不长，前后仅十余日，但其此行“在台湾这个海中孤岛的小天地里，却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不失为石破天惊的大事件。”[35]梁启超此行于台湾而言，犹如“投下一个石头，使它发生涟漪，对台人民族意识予以鼓励，加强其向心力，对于思想学问方面则有开通风气、振聋发聩的效果。”[36] 

梁启超此行激发了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宝岛被割占后，台湾民众面临亡国的痛苦与异族的欺凌，其眷念祖国之情十分强烈，因而梁启超的到来受到了全岛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大家把任公看做是祖国的象征。与任公接触，等于与祖国接触一样，感觉无上的荣幸。”[37]台湾父老们多年来郁结在胸中的一股悲愤之气，因为梁启超的到来获得了宣泄的机会；同时，他们一颗眷怀祖国、热爱民族的丹心，也找到了接纳的对象。“他们正像失路的孩提，历尽艰难险阻，偶然碰到亲人，情不自禁地抱着亲人尽情痛哭一样。”[38]尤其是台湾知识分子，“对于祖国之孺慕，自割台以后，日益热切，但在日人*威下，绝少宣泄之机会。因任公之声望崇高，号召力甚强，故台人知识分子郁积已久之民族感情获得宣泄之机，因而感到慰抚与温存。”[39]这样，梁启超此行不自觉充当了民族使节角色，进而激发了台湾民众强烈的民族意识。正如梁若容教授所说，“任公的‘声光魔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在台湾的短短十日间，他使父老们五体投地景仰礼赞。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也颇受到他的影响。”[40]有位学生写到，“青年人总是抑制不住一腔热血的奔放，民族观念促使我对日人压迫台胞发生激烈的反对，平时积郁的愤慨，一遇机会当然要爆发出来。”[41]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也借梁启超访台之机得以流露和强化。 

梁启超此行灌输了争取民权和民族解放的新思想。台湾沦陷后，在殖民统治的高压下，“其黠者，狐媚自端为之伥，以求免于祸；其愚者，鱼肉唯命，鼎俎是甘。”[42]而不少有志之士仍在黑暗之中摸索民族解放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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