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和邝兆江两位先生都用不少文字分析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关系，都认为光绪皇帝给康有为安排的官职太小。邝并且指出：光绪皇帝“似可将康安插在一个权责比总署章京上行走较重的位置，让康有为从旁襄赞新政，但他没有这样做”，而仅任命康为总署章京上行走和上海《时务报》的督办，说明他“对康的态度还嫌暧昧不清”，而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非常倚重康。 

其实本文第一节已涉及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关系问题，在围绕开制度局、懋勤殿的斗争中君臣二人是紧密合作的，并非“暧昧不清”。下面我们再从邝文提出的两次任命入手，进一步探讨这君臣二人的关系，并分析其对变法运动的影响。 

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当天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叙述任命的经过说：召见后，“既退出，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时李合肥（鸿章）谢恩同下，面色大变，对我叹惜，谓荣禄既在上前面劾我，又告刚毅上欲赏官勿予，当以微差抑之。上问枢臣以位置吾时，廖仲山（寿恒）将欲言请赏五品卿，而刚毅班在前，请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盖欲以辱屈我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47页。）这是说由于荣禄和刚毅的阻挠，他未被大用。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翁同龢被革职造成的影响。梁启超曾在一封信中说到此事：“常熟（翁同龢）去国，最为大关键……南海（康有为）不能大用，菊生（张元济）无下文，仆之久不察看者，率皆由此而生也。”（注：梁启超：《与碎佛（夏曾佑）书》，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为什么“常熟去国，最为大关键”，梁启超未作具体说明，我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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