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汉学”与清学正统派有着学统上的联系，是对正统派学术的承继和发展。梁启超1917年任段祺瑞执政府财政总长时，因签署所谓“第二次善后大借款”，引起舆论大哗而被迫辞职，转而从事学术，这时他肯定会感受到新学人们对他的压力。而以梁启超在这时思想界和政界的身份和影响，他是不会屑于跟在一帮年青人后面跑的，所以反科学的立场便可能成为他意欲继续引领新潮流的一种选择。
梁启超欧游后在给女儿令娴的一封信中曾说：“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6]（P904）。 《欧游心影录》就是他重返学术思想界的宣言书，反科学的态度也未始不可以看作他涉足学术的一种策略。
梁在《欧游心影录》中一面宣扬科学破产，一面又辩白自己并不非议科学，只是不承认科学万能而已。他这种态度引发了他两个学生张君劢和丁文江的论战，并扩展为后来的科玄大论战。论战的结局是，虽然以梁为后台的玄学派在学理上有巨大的合理性，但最终失败了，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取得了实际的胜利。不过胡适的反驳文章在一再批驳梁启超的同时，也没忘了把梁奉为“名流学者”，这个名号对梁而言实在是非常需要的。
梁启超以前实在称不上是个“学者”。虽然他在思想舆论界称得上是时代的鼓手，但在章太炎、刘师培等师承严格、学问精粹的正统派学人眼里，梁启超既无师承，又无家学，实在没有多少学问，所以前期的梁启超基本上处在正统学界的边缘。
以1917年为界，梁启超从*走向了学术，也可以说他从思想家变成了学问家。他要在后来的学术界取得尊重，就必须拿出扎扎实实的东西来。他所面对的受众不再是青年学子和一般民众，而是学术圈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宿儒硕学。而当时胡适以清学正统派的方法沟通了中西学术，俨然已是学界领袖。梁启超既然不甘心疏离于时代，要在学术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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