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梁启超后期的学术论著，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梁论学时极少征引康有为的学说，而经常引用孙诒让、章太炎乃至胡适的说法，每每出现“章炳麟曰”或“近人胡适”之类的字眼，这也反映了梁学术路向上的转变。除此之外，梁还受到了刘师培的影响。虽然梁从未提及这一点，但笔者发现他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体例即直接源于刘师培在1905年完成的《周末学术史序》；梁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与刘氏的《南北学派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等文也有承继关系，而且梁论清学史有些论断也与刘的《清儒得失论》等有一种内在关联[12]（P27—28）。 梁启超后来与胡适等所谓正统派的后继者交往时，似乎愿意以正统派元老、学界耆儒的身份与之对话，也可侧证梁启超与清学正统派的关系。

　　如前所述，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就已经逐渐走出政论式今文经学，向正统派学术回归，并且已经做了许多整理旧学的工作，进行了许多学术史的研究。从学术内容来看，晚年梁启超的确是早年梁启超的继续。郑振铎曾说：“……第二期著述时代的梁任公作品，都不过是第一期著述时代的研究的加深与放大而已。”[15]这句话大体说来是没有错的。

　　但透析晚年梁启超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学术环境。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学术界领导新潮流的即是胡适倡领的“新汉学运动”，从名称上即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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