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认为《清代学术概论》是梁为了宣传清末今文学运动而作，并将它作为将梁仍然看作今文经学派的根据，其实不然。通览全书，梁启超对清学正统派的赞誉可谓不遗余力。如他对清初的顾、阎、胡及后来乾嘉考据派的惠、戴、段、王等人评价极高，认为戴震治学有近代“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的态度”。他把段戴二王的著述看作是清学成绩的代表，“永足为我辈程式也”。他反对用“有用无用”观看待正统派学术，认为他们有使学问独立的精神，批评晚清“新学家”们在学问上无足称道，原因就在于缺少盛清先辈具有的“为经学而治经学”的精神。他认为盛清学者所以有真学问，还在于他们使学问离“致用”而只“求真”。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这里似乎表达了对自己以前治学空疏的反悔。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卷伊始，梁即声明：“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梁以过去少有的勤奋和严谨总结了清学正统派在经学、史学、校勘学、音韵学、训诂学、方志学等各学术门类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他根本就没把清末今文经学列入清学三百年的学术成就，这表明了他的学术立场；而在《清代学术概论》第14节论清学正统派在小学上取得的成就时，他把自己早年的《国文语原解》也列入其中，似都可有力地证明，梁有一种想厕身于乾嘉以来清学正统派学人行列之中的强烈意愿。

　　最能反映梁启超与传统旧学榫接关系的是他的治学方法。后期梁启超在史学方法论建设上颇有成就，代表作即《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两书。一般认为梁启超的这部著作抄袭于西方史学著作，最起码说他在史学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更多的是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其实认真看一下，就会知道它们更多的是对清学正统派治学经验的概括、归纳和升华，是他向正统派复归的一种体现。如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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