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逐渐走出今文经学

　　众所周知，梁启超一度信奉并宣扬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说。但他后来自言“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2]（P63），逐渐悖离康有为的经说，而开始表现出一种认同、 复归清学正统派的倾向。

　　在解释康梁后来为什么会发生分歧时，一般都习惯于从梁启超流质善变的性格，或从梁的*思想方面找原因，而漠视早年正统派考据学训练对他的影响。其实，学术路向上的分歧才是造成康梁失和的更深层次上的原因。梁启超早在接受康氏经说那时起，就已经潜伏着他日后可能悖离师说的根源。

　　梁启超17岁即中举人，“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6]（P23），但当康有为以大海潮音向他作狮子吼后，他才恍觉数百年来的考据旧学全都无用，从此退出学海堂，请学于南海门下，从此开始了他对清学正统派的偏离期。梁启超所以能抛弃旧学，师从康有为，一则因为康氏力倡“经世致用”，认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2]（P58）。作为“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9]的梁启超，此前昧于时势， 用世的愿望与无用的学问之间的矛盾使他很痛苦。二则康氏杂糅中学西学，兼治经学史学，极大地开阔了梁启超的治学视野，使他感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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