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一度极力宣扬康氏的今文经说，也讲孔子改制、刘歆改经，在学术立场上甚至走到了正派统的反面，但当时他即对康氏学说的许多地方心存疑义。梁后来与陈千秋共同帮康写作《新学伪经考》时，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如梁认为康力持《史记》、《楚辞》都曾经刘歆羼入，甚至出土的钟鼎彝器也都是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的说法，“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谓康“好博好异”，“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2]（P57）。

　　翻检由万木草堂弟子们的笔记合成的《万木草堂口说》，会发现康有为虽然对清初诸老及乾嘉汉学家们评价甚高，但对正统派公认的始祖顾炎武的评价明显低于黄宗羲，对江藩的人品著述诋责甚苛，还认为“顾、江、钱、戴、段、惠皆汉学，实歆学也”，简直要一笔抹杀正统派学术。这些言论使梁启超不能不心有疑虑，但作为弟子只得隐忍。流亡日本后，他们师徒在学术及政见上的分歧就显露并扩大了。

　　梁到日本后于1902～1904年曾写过一篇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最末一章是《近世之学术》。在这一章中他就明显地表露出了他逐渐脱离康氏旧说，认同、复归正统派的态度。如他虽然说本朝考据学支离破碎，汩没性灵，但认为其研究方法颇有近代之科学精神，对训诂、音韵、地理、天算、名物制度等学也有很高的评价。他特别尊崇顾炎武，认为“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对顾径称“先生”，而对康有为推崇备至的黄宗羲则没有非常礼赞，言必称“顾黄”。他还把阎若璩和胡渭称作“清学正派之初祖”，“阎胡为汉学祖，昆山可谓祖之所自出。其俨然组织箸学统者，实始乾隆朝，一曰吴派，一曰皖派”。同时他对方东树及其他桐城派学人评价不高。这正是典型的传统汉学立场。

　　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到日本后，广泛阅读了一些比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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