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然和社会等原因造成的灾荒，古往今来一直是人类必须正视却又难以完全避免的劫难，有关历史上灾荒的研究，至今已引起中国史学界相当的关注。作为其中内容之一的瘟疫，刻下虽已不再是历史学者研究的“漏网之鱼”，开始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注目，但该研究总体上仍十分薄弱。在这一状况下，通过对一些有代表性的瘟疫个案的探讨，来加深和明晰人们对历史上的瘟疫及其相关情况的了解和认识，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康雍乾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而乾隆一朝正是这个“盛世”的顶峰，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救济制度相对完备并组织实施得相对得力的时期。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乾隆年间全国范围内18个年份有疫情发生，其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两次分别为丙子(二十一年)和丙午(五十一年)之疫。这一记载肯定不全面，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一时期，仅在江南地区有疫情的年份就多达27个。不过疫情最严重的两次则与《清史稿》的记载相同，其中尤以前者为甚。这说明，《清史稿》的记载尽管不够全面，但就大势而言，是基本可信的。两次大疫都发生在大灾之后，像乾隆二十一年大疫的前一年，即乾隆二十年，出现了较为广泛并严重的水灾、饥荒。受灾地区基本集中在当时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这表明，乾隆二十一年的江南之疫是乾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大疫。选择这样一个个案作为研究对象至少有以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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