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灾情，国家和地方官府并未坐视不管，地方乡贤也在官府的倡导下，积极参与救治。当年，江苏、浙江等地一些州县不仅被蠲免地丁税，而且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口粮赈济。这在当时的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比如在华亭，“邑侯郑公王弼至山发赈，复给借口粮籽种以资耕织，设粥厂以赈流民。……官粟既尽，各蠲米四五百石竭瞭支补，凡四阅月示竣事”；在太仓州，“朝廷发粟赈，州守王镐复募民捐设厂东岳祠，煮粥食饿者”；青浦，“各城镇俱设厂施粥”；而宝山的真如镇，在邑令李公的主持下，乡贤纷纷“捐资煮赈，设厂真如寺。旋因煮粥费繁，量口易米，五日一给，俾沾实惠”，共费白银三千余两。可能正是因为有官府和社会力量的救助，虽然当时的民众生活悲惨，甚至也有因饥饿而毙命的，但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饿死人的现象。 

在官府和地方社会力量的救助下，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随着春粮的收获，民间的饥荒渐渐缓解，然而，不幸的是，正当“至此民少甦”之时，“疫疠又相绊”。江南的民众尚未来得及缓口气，一场更大灾难又降临了。 

关于这一年瘟疫，《清史稿》记载道：“二十一年春，湖州大疫，苏州大疫，娄县大疫，崇明大疫，武进大疫，泰州大疫。夏，通州大疫。十一月，风阳大疫。”很明显，这次瘟疫主要集中在江南及其周边地区。不过，就掌握的资料来看，在这一年及其前后，江南周边地区，至少还有江苏的丰县、安东、盐城、阜宁、仪征、兴化、如皋，安徽宿县、泗县、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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