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母应该不无患老年伤寒的可能。至于百日咳，从龚又村的日记中可得到一些证据。同治元年秋，常熟的龚又村一家有一半多罹疾，其中两儿两女均患病在身，除幼女于八月二十五日亡故外，其他三个孩子都于八月初起病，至九月末才见痊愈（该年闰八月），病程近三月[44] 。前面已经谈到，他本人和其祐儿所患当为间日疟，实际上，他的其他子女，也有寒热间作之症状，也极有可能患疟疾。但似乎又不仅仅是疟疾，因为这几个孩子均有咳嗽、咳中见血、口疳、口腔溃疡等症状，而疟疾一般不会出现肺和呼吸道上的症状，也少见这方面的并发症[45] ，并且，家中同样患疟疾的大人均未见这些症状。因此，应不排除这几个孩子在患疟疾的同时，患有百日咳的可能[46] 。
还需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灾荒战乱之年，发生的瘟疫，即使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也往往是多种传染病同时出现[47] 。比如龚又村一家，就可能有两种疫病同时流行。又如，同治元年，常熟有霍乱流行，但在龚又村的家乡，“夏秋以来，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48] ，不像是真霍乱流行。因此，在判断某次瘟疫为何种疫病时，显然不能根据个别的记载就断言其为何种传染病，而需要持极审慎的态度。
四、瘟疫的原因与影响
谢高潮将这次瘟疫的发生归咎于自然灾害、政权腐败和战争等因素，其实这也是通行的做法。对这类解释，一般总是难以辩驳的。其实，每一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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