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因，也就是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自古以来人们由于所处历史条件不同、认识水平各异而对灾因的认识有较大的区别。晚清时期，对灾因的认识，除了继承传统的观念，社会上还出现了新思想、新见解。一些有识之士已不仅仅局限于从自然界本身去探索灾害，他们的视线或多或少地触及到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上。他们已经认识到，*腐败、生态环境恶化、战争频仍、鸦片种植等是灾荒发生的深层次社会因素。

　　　　　　１．对腐败与灾荒关系的认识

　　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自人类出现了私有制、阶级、国家以来，腐败就成为人类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晚清时期，大清帝国已走向穷途末路，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这一时期，尽管清政府每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河防，但由于大量河防经费被治河官员贪污、挥霍，全国各大河流得不到有效治理，连年漫决，泛滥成灾。对此，当时很多人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论及，其中，认识较为深刻的当推魏源、孙中山。

　　道咸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魏源一直表现出对灾荒问题的极大关注，他根据多次的实地考察写出了《筹河篇》、《畿辅河渠议》、《湖广水利议》等文论，还为《江南水利全书》、《东南七郡水利书》等水利著作作序，对黄河、长江、永定河的治理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黄河泛滥，水灾频繁，河工糜费是当时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究其根由则主要在于*腐败。他清楚地意识到了*与黄河治乱的关系，他从河工糜费入手，比较康、乾、嘉、道各朝河工岁费、大工费逐年增加的情况，尖锐地指出：“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厄也”［1］。他说，乾隆以后的河费已数倍于清初，嘉庆以后的河费又大倍于乾隆，而道光时治河费用又远远高于嘉庆。以岁修而论，咸丰年间已达３００万两，相当于康熙年间的十几倍。堵口的费用也是与年俱增，康熙年间堵河南中牟决口用费不过３６万两，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年）兰阳青龙岗决口用银２０００多万两。仅一次堵口之费即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１／４甚至１／２。即便没有决口，岁修、抢修费亦当财政收入的１／６。魏源感叹地说：“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厄填壑之政乎？”［2］然而，河工越糜费，灾情越严重，为什么呢？魏源指出：因为贪官污吏偷工减料，治河经费被中饱私囊。尤其可恨的是，“不肖者，甚至以有险工有另案为已幸”，把堵口塞决视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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