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之后，还有一些人也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腐败*与灾荒的关系。刘光第在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条陈》中指出：“国家十年来，吏治不修，军政大坏。枢府而下，嗜利成风，……国用太奢，民生方蹙。……牵涉天灾。”［4］光绪年间一位御史也曾言：“比年以来，吏治废弛，各直省如出一辙……灾异之见，未必不由于此。”［5］如果说无论是刘光第，还是那位御史都仅仅是谈到这一问题的话，那么，下面的几个人则在他们的笔记中用大量的笔墨详细描述了晚清治河官员腐败的情景，比如说，道光末年两江总督李显沅的幕僚金安清的《水窗春呓》、黄钧宰的《金壶浪墨》、同、光年间欧阳昱的《见闻琐录》、薛福成的《庸盦笔记》、周馥的《河防杂著》等等，里面有许多关于当时的治河官员生活奢糜、挥霍、贪污河防经费、偷工减料、层层克扣致使黄河决口的史实记载。不过尽管人们已认识到了吏治败坏与灾荒发生之间的某些必然联系，但对此谈得较为深刻的还应该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苦难：饥荒、水患、疾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所有的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他以为“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他补充道：“尽管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体懒惰的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6］。他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还详尽揭露了贪污和水灾的关系，他说：“有个官叫做河道总督，他下面有一大群属员，他们特定职务就是查看堤防是否适当和坚固，保护和修整两边堤岸，抓紧时间来防止灾难事故”。然而，孙中山分析说：由于这些官吏“没有薪金，并且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买来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必须要贪污。河堤决口时，就有了搞钱的办法。于是，发大水则成了他们经常的心愿，甚至不惜用人为的方法制造洪水灾害，派人去损河堤造成了一个“不幸事件”是常见之事。河员还利用其它各种手段克扣、贪污公款，其结果“稻田被破毁了，造成粮食缺乏，就导致了大面积的灾荒”，这一切简直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孙中山引用当时的一首谣谚说：“治河有上计，防洪有绝策，那就是斩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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