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水利论》中把长江水患日重的一个原因归之为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他说，以往长江水患大大轻于黄河，可以说有河患，无江患，但数十年以来，长江“告灾不辍”，大江南北，漂田舍、浸城市，究其缘由，除了“天时之外”，“人事”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他以为，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变化可以追溯到明末，张献忠农民大起义被镇压后，四川、湖北二省的百姓死伤逃亡殆尽，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意思是说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２００年以来，已是人满为患。在平原地带，“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山地由于无土不垦，深山老林受到破坏，浮沙败叶，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水、长江，又由长江、汉水达湖”，水去沙留，成为洲渚。洲渚越来越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成为圩田”，这样，下游的湖面、江面“日狭一日”，上游泥沙日甚一日，“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11］，怎能不发水泥？
晚清时期，*动荡，战乱频仍，每次战争都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例如，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后，许多地区一片废墟，甚至像苏州这样的鱼米之乡，如李鸿章所说，也是“田野荒芜，遍地荆棘，鸡犬不留，浑似沙漠”［12］。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说：“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13］。郑观应则把这个现象同灾荒联系起来，指出从这场战争之后，“燕、齐、晋、豫诸省所有树木斩伐无余，水旱频仍，半由于此”［14］。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北方各省发生严重干旱，１０００万人死于饥饿之中，大灾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探求旱灾如此严重的原因所在。不少人认为，树木逐年减少是其中原因之一，当时的报纸上，出现一批文章揭示滥伐森林与灾荒发生的关系，有人说：“树木一年较一年减少，灾荒一次比一次冲盛”［15］。孙中山在分析晚清水灾频繁的原因时也曾说过：“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他举例说：“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由于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16］。
３．对战争与灾荒关系的认识
战争是导致或加重灾荒发生的重要社会因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严重摧残社会生产力，打破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导致政府财政困窘，而国穷民贫势必大大降低政府和百姓的防灾、救灾能力，而防灾、救灾能力的低下，则极大加重了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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