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５省卷入灾荒的州县就有近千个，有１．６亿到２亿左右人口受到灾害的影响，死于饥饿、疫病的就有１０００万人。［20］大灾之后，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看到种植鸦片与这次大灾的直接关系。左宗棠就曾说：“上年奇灾乃鸦片之一大劫”［21］。山西巡抚曾国荃也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丰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查晋省地亩５３万余顷，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之田，偏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罂粟收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人力尽驱于罂粟，良田反荒芜而不治，此人力之所以日弛也。地利既差，人力又减，因而时之在天者，上熟仅得中稔，中稔便无麦禾，一遇天灾流行，遂至疲瘼而不可救药”［22］。张之洞在《禁种罂粟片》中也把丁戊奇荒的发生归结为鸦片的祸害，他分析重灾区山西的情况与曾国荃的看法不谋而合，“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23］
既然人们已经看到灾荒频发的多种社会因素，要改变这种状况，办法也只有改造社会，比如保护森林、多植树木、禁种鸦片、革新*等等，魏源、郑观应、张之洞、孙中山等人都以为这是防止水旱等灾害的根本途径。不仅如此，一些人还提出只有推翻腐败的清政府，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就说：“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24］
灾荒发生的原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灾荒的形成往往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单一的。换言之，灾荒的发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当然，自然灾害的发生，首先是受自然环境某些具体条件的影响，比如宇宙天体、地质、地形、气候、雨量等等，这些客观存在于人类周围的自然力，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永恒的必要的物质前提，同时又给人类带来种种灾难。不过，自然条件尽管可能随时带来灾害，但能否构成及程度如何，通常还取决于其它多种因素，主要是社会内部的经济、*条件。一个国家*越稳定，经济越发达，人民越富裕，它的防灾、抗灾能力就越高，灾害的发生及带来的损失就愈小；反之，国家贫穷、*动荡、人民困苦，防灾、抗灾能力也随之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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