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李鸿章来说，身为直隶总督的他，对顺直的情况自然十分了解和清楚，而顺直地区的情况也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据记载，晚清，这里“旱潦频仍，民困已久。其顺天及天津河间数府，几至无岁不灾，皆系水为之害”［17］。属海河水系，历史上曾有无定河、小黄河、浑河之称的永定河共漫决３３次，其中，同治年间曾创造连续９年决口１１次的历史记录；顺直地区的其它河流如大清河、子牙河等也频频泛滥。水灾如此之多，显然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李鸿章分析说，除了气候的原因，战争是一个重要原因。李鸿章在《复陈直隶河道地势情形节》中说：“道咸以来，军需繁巨，更兼顾不遑。即例定岁修之费，亦层叠折减，于是河务废弛日甚”［18］。比如说永定河，应需工费每年额定岁修银是３４０００两，抢修银２７０００两，添加备银２５２００两，共计８６２００两。鸦片战争以后的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因军需浩繁部议减半，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又减秸料银１０５０两，综计岁修实银不及原额的１／４。这样少的经费再加上各级官吏的侵挪、贪污，真正用于河防的就更少得可怜了。的确，由于长期的战争，致使政府财政困窘，只好缩减河防经费，各种水利设施长期得不到维修和加固，直隶境内各大河流闸坝堤埝“无一不坏”，减河、引河“无一不塞”，“是以每遇积潦盛涨，横冲四溢，连成一片，顺保津河各属，水患时重”［19］。

　　　　　　４．对鸦片种植与灾荒关系的认识

　　鸦片给中国带来无穷祸患是在晚清，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特权，大量的鸦片输入不仅导致白银外流、吸食日众等后果，还导致国内鸦片种植之风日盛。在很多人看来，自种自产鸦片是为了与“洋药”争利，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开始实施土药税厘条例，为鸦片种植大开门径。由于吸食者愈来愈多，鸦片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鸦片种植；再加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冲击下，唯利是图社会风尚的日益严重，人们对鸦片种植趋之若鹜。到了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全国各省几乎都有种植，从北方情况来看，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成为罂粟盛产之地。很多农民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在肥田沃土上种鸦片，将有限的水、肥料用于罂粟田，根本不关心粮食生产，久之，粮食短缺成必然之势。一些省份平常年景粮食仰给于外地供给，欠年则无从可买。人们已经意识到晚清时期的灾荒频发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北方大旱（史称“丁戊奇荒），据统计，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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