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的广西也几乎年年成灾，据方志统计，19世纪40—50年代，广西境内各种灾害多达20多起。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不仅导致人口死伤、房屋倒塌、土地荒芜，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无家可归的饥民、流民加重了社会动荡，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这些都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但是，一旦太平天国建立了政权，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曾经为革命创造条件的灾荒反过来成为摆在农民领袖面前的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在其存在的十几年中，辖区内水、旱、蝗、疫、地震等各种灾害频繁发生，尤其是蝗灾、瘟疫，其严重程度，在整个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对此，太平天国政权提出并采取了一些救灾办法。《天朝田亩制度》中就明确指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1〕这里，“丰荒相通”反映了他们对灾荒问题的基本看法。这种以丰赈荒，移粟就民的救灾办法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比如，1861年太平军攻打杭州，入城后“飞书至嘉兴运米至杭”〔2〕，解决饥荒问题。太平军还重视安辑，赈济灾民，英人呤唎这样写道：“凡在叛军（指太平军）地区旅行过的人们，都见到太平军是赈济灾民的”〔3〕。一位叫沈梓的地主文人根据所见所闻写下的《避寇日记》，为我们了解太平军在嘉兴的救灾工作提供了详细的史料。据他记载，太平军在嘉兴到处张贴告示，“设卡安民，招集流离，复归故土。”〔4〕1862年，根据慕王谭诏光的指示，太平军在城外设立了多处抚恤局，“日施糜粥医药”〔5〕，每局可收留几千灾民。直至“新米出，价甚廉，饥民乃得谋食自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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