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蝗灾严重，太平天国政权还采取捕捉、收买等方法，动员广大群众除蝗。据记载，太平军“出示捕收，每斤七、八文。于是老稚藉有生计。”后来，由于蝗灾日益严重，“愈捕愈多，愈多愈大，又出示设局收买，每斤十五、六文。”〔8〕太平天国领导人对水、旱灾害与水利的关系也有所认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就提出造轮船以兴水利的方针，他说：“兹有火船气船一日夜能行二千里者，……若天国兴此技，黄河可疏通其沙而流入于海，江淮可通有无而缓急相济，要隘可以防患，凶旱水溢可以救荒。”〔9〕他还提出，设“立丈量官，凡水患河路有害于民者准其申请，大者发库助支，小者民自捐助”〔10〕，设想由国家和民间两方面兴办水利事业以救灾荒。当然， 《资政新篇》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当时付诸实践，但兴水利以救灾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繁忙的战事中，太平军动员百姓，修缮水利设施。比较突出的是修复浙西的海宁海塘。海宁海塘“自贼（对太平军的污称）未来时即有圮处，至辛酉以来，摊派收钱，“每田廿亩派钱三十千”。〔11〕

但是，必须承认，太平天国的救灾政策是很不完善的，并不有一套完备的体系，实施中又受到很多限制。比如说，赈济灾民的措施，由于粮食缺乏，经费不足，面临极大困难。据载：“所费浩繁，一年已万余金，恐难持久”，〔12〕加上环境恶劣，大量的饥民死去，在嘉兴施粥局，“人皆坐卧地上，各相枕藉”，“饥饿日久，感受暑湿寒气”，“场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13〕另外，由于太平天国政权腐化的日益加重，很多政策在实施中大打折扣，比如太平军多次收钱修复海塘，但据沈梓的《避寇日记》记载，“贼虽累经派费修塘，率皆饱私囊，未必办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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