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弊使清朝吏*加败坏。这不仅表现为众多官吏的贪赃枉法，侵渔自肥；还表现为地方吏治的混乱。漕弊既亟，州县不免赔累，视办漕为畏途，始则规避，继则挟制，上司莫可如何。御史金应麟说：州县“有临漕告病者，有挟知府借支库项以给无费者”。“苏省于开兑之时，该上司有案不敢提，有事不敢问，有劣不敢劾，有款不敢催，静以相待，迫于莫可谁何。甚至指名量移美缺，方肯办漕”。[49]督抚以下只以完漕为亟，上下欺蒙，相互为用，地方吏治宜其不可问矣。
同时，各省漕船六千二百余只，旗丁水手不下数万众。这些人骚扰南北，大为地方之害，又成了令清廷头痛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勾结商人，夹带私盐货物，固然给清廷造成了关税的损失；沿途骚扰行旅，好勇斗狠，为害尤烈。但最令清廷担忧的还在于水手中结有教派，漕船成了逋逃渊薮。水手中向有志安、潘安二教，号令一切，虽运弁不能约束。更有无业游民、作奸犯科者，混迹其间。有人对此忧心忡忡，说：”江浙膏腴，淮扬咽喉，山东腑脏，江广肩背，使若辈以天庾为泰山之靠，以船为城社之凭，痰疾中于腹心，祸患伏于肘腋，此杞人之忧，漆室之惧，所为忧心如焚而不能自己也”。[50]
但受漕弊之害最深的还是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无论是大户包揽，上司分润，还是帮丁要挟，仓胥需索，最终无不由州县取偿于民间。民生凋零，农人多被迫贱价鬻田，纷纷陷于破产。“河之患在国计，漕之患在民生”。[51]河费领自国库，清廷有切肤之痛；漕费出在民间，清廷并不措意。因之，州县有恃无恐，得以任意横索，无所不用其极。“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52]道光二十九年，仅江苏娄县追漕毙命即近百人。[53]苛政虐民，信猛于虎。
因之，一些有识之士深忧漕弊有决裂之虞。包世臣把漕弊与银贵钱贱，比作虐民的两条绳索，他说：“至近年，银价骤贵，而米价更贱，如大力人两头引绳，引急则中必断”。他警告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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