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希望冲破思想禁锢，面向现实，将精力转向研究实际问题，提倡经世致用，匡时救国。道光初年，魏源曾代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所题书名，便反映了编书的宗旨，这可视作知识界风气转变的一个标志。包世臣曾说：“士者事也，士无长事，凡民事皆士事也。”28他把研究和解决“民事”看作知识分子的任务，这一见解显然和那些专钻故纸堆，只热衷于考据的一些考据学者迥然不同。这时，除上面提到的龚自珍、魏源、张际亮、包世臣、张穆等人外，还有姚莹、汤鹏等等，都以经世致用为己任。如姚莹“弱冠时即以经世自任”，“为学体用兼备，不尚空谈”，因被林则徐称为“学问优长，所至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29。还有汤鹏“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周济也是“少与同郡李光洛、张君琦，泾县包君世臣以经世学相切靡，兼习兵家言，习击刺骑射；至是益交江淮豪士，互较所长，尽通其术，并详训练营阵之制”30。这些先进的士大夫一一知识分子，“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31。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们力矫时弊，砥砺才志，留心时务，开辟了新的经世致用的一代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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