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19世纪初期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重视变革,转向实际,比起他们的前辈一一乾嘉汉学的学者们确实前进了一大步。当然,他们的变革,并非要改变整个封建制度,他们的“经世务实”,也还局限在对封建制度进行枝枝节节的修补。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禁烟派人物黄爵滋曾于鸦片战争前上《敬陈六事疏》32,就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危机迫近时进行*改革的要求。黄爵滋在疏文中提出“广贤路”、“整戎政”、“严剿御”等主张。他希望清廷能广揽人才,“取通经史而适于时务者,量才而用之”,又针对军备废弛的情况,提出整军练武,选择良将,淘汰冗弱,从而达到“御侮敌忾”的目的。这时,英国侵略者正肆无忌惮地进行鸦片*,“历任督抚,率多顾忌隐忍”,黄爵滋要求清政府督促沿海各省的督抚提镇认真排练水师,修理军器,警惕外国的武装侵略,他的这些主张明显地具有爱国、进步的性质。
在社会经济方面,这时的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发展生产、重视工商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课、治河等积弊最甚的事务提出了改革主张。
清政府每年要从东南沿海各省调运数百万石粮食至京,有关此项事务称谓“漕运”。由于封建官僚机构腐败,管理无方,贪污成风,再加上运河失修,使得河道淤塞,粮运不通,每年粮食霉烂损失,运价剧增,东南各省的漕粮负担日益加重,也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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