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知识界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研究边疆的历史、地理与现状，并且扩大到对世界各国的研究，他们比前辈的眼界更加广阔，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了。这一情况是与康雍乾以来全国更加统一，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联系日益加强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交往逐渐频繁分不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正走出孤陋寡闻和茫昧无知的状态，开始从闭关帷幕的微小缝隙中窥测到了广阔的世界。19世纪初，研究西北地理、历史的风气很盛，如祁韵士的《藩部要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姚莹的《康輶记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到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令人搜集外国书报，编译成《四洲志》，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情况．以后，魏源在此基础上又编写成《海国图志》，还有徐继畲写成《瀛寰志略》，这些都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生要求了解外国和抵抗侵略的思想，就像姚莹所说的那样，以往中国的知识界，对于“海外事势要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船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衰败如此耳”。姚莹自己则“自嘉庆年间，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他们介绍外国和中国边疆地区的情况，目的是为了“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35。因此，他们的这类著作，不但冲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并且字字句句凝结着爱国主义的情感，表现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