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士阶层中，宋儒曾对“大同”说有过一番议论。胡安国著《春秋传》，屡引

《礼记·礼运》“天下为公”之言，认为孔子作《春秋》意在“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吕祖谦不赞同这说法，致信朱熹，谓《礼运篇》所讲“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论”，“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朱熹复信指出，《礼运篇》以五帝之世为“大道之行”，以三代以下为“小康”之世，符合史实，无庸致疑，并认“小康”之世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样的“大贤”出世，稍事努力便不难达到，至于“大同”之世则需要有更大*智慧的“圣人”如尧、舜者流才能达到；孔子所述，表达了一种社会理想。比较言之，胡、朱之说颇有见识，而吕氏之说则难以令人信服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更成为激励中国仁人志士反抗外来

侵略和本国衰朽而又暴虐统治，谋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探寻社会前进发展道路的精神动力之一。康有为内依《春秋》公羊学之法、外习近代西方先进文化，通过重新解释《礼运篇》而提出其著名的“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主张。他在《大同书》中推展儒家传统的“仁”学，认为所有生物皆具天生之仁，同类相爱乃是生命的根本法则，而此一爱心必须普及，否则无爱可言，对人类尤应如此。他以之为理论出发点，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视中国、远揽全球，以丰富的想象描绘了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同”理想社会图景，并将之视为未来人类发展之必然。兹仅就其中的主要方面略予介绍：其一，康有为指出私有制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根源，故而主张以公有制为“大同”理想社会的经济基础。工业经济上，“大同世之工业，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农业生产中，“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买卖之”；商品流通领域，不仅“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世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而且还有计划地在全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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