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11］（p.514）（四）“大同”原则：人道主义，即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受、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髄，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溥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12］（p.510）由此四端不难看出，《礼运篇》所阐发的儒家“大同”理想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深刻的。当然，孙中山并未囿于儒家经典传统，而是从其所处的时代出发，力求通过把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去探索实现“大同”理想的途径。这使他的“大同”论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20世纪初叶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人士所提出的种种“大同”理想主张相比较，不仅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而且更贴近实际。孙中山的社会理想既有儒家经学原典的传统依据，又具有他自己所处时代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历史特征。
尚值得一述的是儒家“大同”理想还成为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提出其社会思想主张的深厚传统底蕴。他们将中国儒家“大同”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冶为一炉而大力抒发其自己的“倡公去私”情怀。天义派的刘师培指出：“一人之私利与众人之私利不能背驰”，要能“推己及人，扩私为公”；新世纪派的李石曾提出：“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蔽之，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诸民谊则干脆说：“吾辈所抱主义，为至公无私”，是“义广理全、至公无私之社会主义也”。民生派的刘师复宣称：“自私自利，不顾公益，亦今世最普遍之不道德行为也”；进化社代表人物区声白亦谓：“家庭废、私心灭，人人均可专心一致，以尽力于社会也。”［13］（p.55、167、173、172、272、357）他们所说的“平尊卑、去贫富”，“家庭废、私心灭”，“扩私为公”、“去一切不公之事”等等，无疑受启于《礼运篇》。而其对于“公心”的提倡首先着眼于“去私”，即去除掉货物（财富）“藏于己、为己”的私人私欲私利私念，这种思想理路更与《礼运篇》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
正是紧紧围绕着既要救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