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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大同 理想及其对近代中国人的影响

时间:2007-3-9 17:10:28  来源:不详
三大阶段又可分出六个小阶段:多君世可分为酋长之世与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世可分为君主之世与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可分为有总统之世与无总统之世。他不仅指出多君世就是据乱世、一君世就是小康升平世、民政世就是大同太平世,而且还运用历史事实具体论证了多君—— 一君——民政是一个由苦向乐、由恶向善、由乱向治、由野蛮向文明的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而实行民权的民政之世则终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力量都阻遏不住的。本来,将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与《春秋公羊传》“三世”说及《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观相揉合,阐发*主张,推展社会理想,这是康有为的一大发明。梁启超承继师说而又有所区别。在康有为那里,与升平小康、太平大同相对应的是君主专制、君民共主,努力目标是由君主专制而君民共主。但对于梁启超来说,与升平小康、太平大同相对应的则是一君世、民政世,努力目标则是由君主专制而民主政体。这样,虽然梁启超也把君民共主看作是由君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的变化,但这仅仅是量变,并不能体现出历史发展阶段本质性的变化。这种对“三世”解释的不同,反映了康、梁师生间思想上的分歧。

不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非常关注《礼运篇》,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通过重新诠释《礼运篇》,在赋予其新义的同时,阐发着他们自己的“大同”理想。譬如,孙中山提出(一)“大同”理想:人类进化之目的。以《礼运》“大同”为人类宝筏、政冶极则的孙中山指出:“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之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3》(p.196)又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必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不用矣。”[4]p.36)(二)“大同”世界:人民享有一切。孙中山认为,“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5](p.394)又指出:“公天下,……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6](p.470),“以民治天下”[7](p.629),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大同世界。”[8](p.63)(三)“大同”主义:即民生主义,亦即社会主义。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主义,即是大同主义。”[9]p.355)又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10](p.56)“故卓尔基享利之学说,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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