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泯灭。相反地，无论是李大钊等中国*主义运动先驱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或者是本土化、民族化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有着十分显明的儒家“大同”思想传统影响的印记。如郭沫若在1925年所撰《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慨言：马克思的*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毛泽东在1949年为纪念中国*党成立28周年所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历经苦难、备受外国侵略者欺凌和本国统治者压榨的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是何等令人欢欣鼓舞呵！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要真正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的中国人，大多或早或迟地都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由衷地认同中国*觉的领导，投身到中国*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统，《礼运篇》的“大同”“小康”之说至今仍有其影响力。对于这种影响及其产生的一些结果究竟应如何进行科学分析？有人认为“大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先觉们把现实追求限定在了小康之中，小康便有了极强的亲和力，成为人们的美好向往。”似乎“大同”理想不切实际、太过高远，只是一种乌托邦的迷思，“先觉们”就已经放弃，转而将“小康”作为“美好向往”了。至于当下实践中中国*党人所提出的全面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则“实现了传统大同、小康追求与现代社会主义的统一。”［17］对于这种观点的后半部分姑不予评论，而前半部分的提法显然是不确切的。中国古人始终有着对“大同”理想的向往，并为之而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笔者在拙著《中国理想社会探求史略》中对此已有详述，这里就不赘论了；至于对“小康”则只是作为在“大道既隐”之世或“大同”理想实现之前的一种既无奈而又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迨至近代，则如本文所述，从康有为到毛泽东、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到中国*党人，无不提出过各自的“大同”理想，并又都为实现这理想而做过十分热切的追求，这怎么能说其只是把“现实追求限定在了小康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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