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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大同 理想及其对近代中国人的影响

时间:2007-3-9 17:10:28  来源:不详
织起一个商业网络。这样的公有制,当然是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其基础的。其二,“大同”之世,计划性组织生产,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人们的生活幸福美好。康有为注意到私有制经济基础上自由竞争的弊害,故其所设计的“大同”理想社会中,排除了盲目竞争,工、农业生产安全在公政府计划性组织下进行。又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即农、牧、渔各业中,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工资分为十级;而在工业领域,普通生产劳动者和管理劳动者,其工价因其工之美恶勤惰为数十级而与之。对有发明创造者则给予重奖。处于这样一种社会之中的人们,衣、食、住、行不仅高度舒适,而且充满美感。每个人都能充分获得所需所欲,无痛苦不安,生命乃是一连串的乐事。其三,“大同”之世,人人都须参加劳动,劳动光荣,工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劳动成为一种美的享受,而懒惰乃是“大同”之世的禁忌。其四,康有为强调平等乃天赋人权,侵犯这一权利为“侵天权”,而如主动让出这一权利即是“失天职”。在他所理想的“大同”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也没有尊卑高下之别。至于从事组织管理性质劳动者的行政人员只是人民人公仆,他们由民推举产生,为民办事、为民谋利,都是有能力、有声望的智者仁人,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完全打破了传统社会贵贱尊卑之分,真正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并且,在这平等的原则前提下,人们还充分享受到自由权利:凡为人者,学问可以自学,言语可以自发,游观可以自如,宴飨可以自乐,交往可以自主,此人之公有权利也。其五,“大同”之世,妇女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真正从被压抑、受奴役的境地解放出来,与男女享受到同等权利。其六,“大同”之世,教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动力,而民智的开拓则是社会基本的任务之一。康氏为之设计了一个系统、完备的教育体系,认为“大同”之世的公民自幼童而至壮老通过这就会成为既有专门知识、又具高尚品德的人。[1]

 谭嗣同、梁启超受康有为思想影响,亦提出有关“大同”理想的主张。谭氏谓:“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城化,战争息,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彷彿《礼运》大同之象焉。”[2](p.367) 梁启超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提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将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同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相结合,认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发展有其规律可寻:多君为政世——一君为政世——民为政之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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