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已成为时代主题。如何救亡，或者从正面来讲，如何在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基础上建立新国家，成为有识之士最关注的问题，而且围绕此“建国”问题还展开了一场涉及广泛的争论。对这一关乎全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家们各有其立场，学者们也有其独特的思考角度。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此时经常被学者提及，便反映了学者的视角。顾氏曾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为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P590)对于传统中国士人而言，亡天下是比亡国更可怕的事情，是最根本的灭亡，因中国首先是作为文化集合体的“天下”而存在，文化存亡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承担者的社会责任相当重大。“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4]鉴于此，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学术兴，礼俗政教必兴，天下亦随之兴。这样的认识，与当时学术史得以勃兴息息相关。
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向为读书人所关注，但从未象清末之时提升到那样的高度。国粹派认为，土地、人种构成一国的“质干”，“其学术则其神经也”，[5]故学术为立国之本。“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6]这样的议论，是以文化承担为职志、以学问为依归的读书人对空前的民族危机的自然反应，也是其继承往圣先贤之道而形成的终极关怀之体现，尽管这里有受斯宾塞理论影响的成分在内。直到进入民国后的1919年，王国维仍言：“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7](P98)王国维此时这样说，固然与其*立场相关，但从根本上来讲，却是表达了视学术为国之生命和己之生命的读书人的共同心声。既然学术关乎国家存亡，那么兴学以救国就成了当务之急，由此，“学术救国”之主张顺理成章地走上历史前台。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呼吁：“驱夷之论，既为天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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